孙学工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之一。存量是指某一时点上已经存在的资源、资产、经济总量或积累量，而增量是指某一时期内新增的数量或变动量，也称为流量。存量由增量变动累积而成，增量又由存量而产生，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相互影响。中央提出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是在深刻洞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条件变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对指导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方略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量和存量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底子薄、存量低、增量快速增长，增量带动特征明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存量规模大幅跃升上了新台阶，但增量受各类因素影响增速放缓，增量带动作用开始减弱。从经济发展最基础的要素资本看，据估算，1978年—2010年期间，我国资本存量增加了约105倍。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国民总储蓄率由2010年的50.9%下降到2023年的43.5%。与之相应，增量资本形成与资本存量的比开始下降，2023年降至17%。从中国国民财富来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中心估算，社会净财富由1978年的2.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773.9万亿元，而作为增量的GDP与存量的社会净财富之比同期由17.5%下降到15.6%。同时，中国政府净资产由1978年的1.4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290万亿元，作为增量的公共财政收入与政府净资产之比同期由8%下降到7%。这种增量与存量关系的变化在其他很多领域都可以看到。
二、在新发展阶段，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对保持经济合理增速极为关键。从供给侧看，经济增速是由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决定的。其中，资本和劳动增速是增量因素，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同时涉及增量和存量的因素，表征全部增量和存量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资本和劳动增速都呈趋势性下降态势。例如，作为资本形成源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由2010年的20%左右下降到2023年的2.8%，作为劳动投入来源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则从2014年就开始净减少，至2023年已净减少4800万人。因此，增量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持续减弱，而要实现2035年基本现代化的目标需要经济增速基本稳定在当前水平左右，这就要求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要达到此目标，一方面要做优增量，不断向经济注入新的高生产率要素；另一方面要向存量挖潜，盘活存量，提升现有存量要素的产出效率，两方面的作用都不可或缺。从需求侧看，经济增速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拉动，在存量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增量也越来越受到存量的影响，如存量资产的利用率、收益率会影响新的投资，在产能过剩、利润率走低的情况下，新的增量投资就难以实现。而如果盘活存量资产，使投资者的投资方向更加匹配，则可以调动释放更多资源扩大增量投资。同样，随着国民财富的不断累积，消费的增长也不仅受到作为增量的即期收入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财富变化的影响，消费的财富效应越来越明显，并且随着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占比的提高，收入本身也受到存量财富的影响。这些情况表明，从需求侧稳增长，同样需要统筹好增量和存量的关系，双向发力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可能效果不彰、劳而无功。
其次，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极为关键。当前，我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向和途径是提高经济的数智化、绿色化程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离不开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一方面，要做优增量，占领革命性、颠覆性、前沿性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大力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202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2年的5%提高到13%以上，2024年1—11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9%，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出3.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要改造提升存量。我国传统产业仍然是产业的主体，占比在85%左右，传统产业的数智化、绿色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经济的数智化、绿色化水平。因此，必须以数智技术为杠杆大力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特别是提升决定产业素质的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和产业技术基础的水平。同时，以绿色低碳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
再次，对化解高债务、高杠杆等重大风险挑战极为重要。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债务和宏观杠杆率近年来有较大上升，一些行业企业、家庭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不仅蕴含无序违约等风险隐患，也降低其支出意愿和能力，可能形成债务—通缩螺旋，影响经济正常循环。债务和杠杆率问题表面看是由于债务过多，但其实质是存量资产效率不高产生收益不能覆盖债务本息。债务和杠杆率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标本兼治。一方面，对负债主体要有适当的增量融资，防止因缺乏流动性而引爆危机；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则是要下大力气盘活存量，提升存量资产的效率，产生足够的收益偿付债务，也就是统筹好增量和存量的关系。
三、多途径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
首先，发挥好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带动作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技术创新催生产业革命性变革，集中力量和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突破以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通用技术，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赛道；要推动通用技术与各产业技术广泛渗透交叉融合，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引发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及相应的产业形态、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最终形成新的生产力质态，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推动产业、企业重组提高存量资源配置效率。研究表明，通过产业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提高了对存量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可达到30%—50%。影响我国存量资源使用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低效企业、僵尸企业占据资源较多且退出困难。根据一项研究，我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较大，如果生产率差异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加快推进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和相关领域改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建立健全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和重组制度，畅通企业资产与债务重组、收购与兼并、破产与清算、股权或产权转让、资产或债权出售、企业改制与股份制改造、管理层及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债转股与股转债、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调整的渠道，提高市场重组、出清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由无效低效市场主体向高效市场主体流动，最大程度发挥各类要素和资源的潜力。
再次，积极盘活国有资产。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编制好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充分掌握存量资产的规模、形态、权属、效益等底数情况。按照中央相关文件要求，重点盘活存量规模较大、当前收益较好或增长潜力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资产，包括交通、水利、清洁能源、保障性租赁住房、水电气热等市政设施、生态环保、产业园区、仓储物流、旅游、新型基础设施等；统筹盘活存量和改扩建有机结合的项目资产，包括综合交通枢纽改造、工业企业退城进园等；有序盘活长期闲置但具有较大开发利用价值的项目资产，包括老旧厂房、文化体育场馆和闲置土地等，以及国有企业开办的酒店、餐饮、疗养院等非主业资产。要积极稳妥培育和发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资产证券化（ABS）、并购重组基金、产权交易所交易等盘活存量的方式和金融工具。
最后，稳住楼市股市等资产市场。在我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和股票的占比在80%左右，稳定的楼市股市有利于居民财富持续累积，稳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以存量带增量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目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仅占GDP的4%，美国为16%的水平，还有提升空间。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稳住楼市股市”的重要要求。在楼市方面，要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在股市方面，要持续用好稳市货币政策工具，抓好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协同构建完善“长钱长投”的制度环境，加强和改善市场预期管理，着力稳资金、稳杠杆、稳预期，强化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建设，着力提升监管效能，夯实上市公司质量这个根基，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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