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二愣
近年来，作家、诗人、学者雍也写了《回望诗经》和《从诗经出发》两本书。我手上有一本《从诗经出发》，读完后，原想跟着他从“诗经出发”，却发现缺少雍也经回望《诗经》后镕铸的那种脚力，无法挪步，于是购了《回望诗经》研读，小有心得。
这两本书，确如雍也所说，是姊妹篇。
他这两书的研究方向有交叉，有重叠，既是诗性心灵领域的深切体证，又是向多向时空交织的社会、自然等领域的延展。《回望诗经》共20篇，侧重于《诗经》情感层面中宽泛尺寸与纵向度地反复接受与再入场，是触摸《诗经》灵魂，探寻人生与社会，生命与自然，人性与人文的复杂心路历程。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向《诗经》的灵魂所依，重新临场于2000年前的记录中，探寻华夏抑或整个人类文明的祖源密码。
《从诗经出发》共24篇，以《诗经》为起点，从历史、文学、哲学、社会、自然、生物、植物、民俗界别出发，审视、探究《诗经》所承载的文明的发祥、发展和状态。如雍也所说，是“探寻中华民族基因密码，彰显中华文化魅力风华”。
这24篇大文，虽然作者不拘于任何文体，不限于传统定律，不束于名家圣语，不制于文献宝典，语风泼辣彪悍，情感喷薄如火，但充满理性与逻辑。考证和论述，探究与散发，站在国际视野的广角，以独特的发掘和延展，唤醒当今人们的记忆。
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也是一种涉险。然雍也对传统文明的崇敬是虔诚的，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严谨的，对《诗经》文明、文化多层面的剖判，是作者的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其情可嘉,其行可鉴,其义可扬。
《回望诗经》和《从诗经出发》，其学术价值、文学价值，已有众多闻人先达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评论，勿需我鹦鹉学舌，拾人牙慧。我仅从雍也以《诗经》为导航，解构中国民俗鲜活的图景入手，探寻其民俗学的研究特质，谈谈我的学习心得。
《回望诗经》《从诗经出发》，对山歌、礼俗、天命、君子、龙文化、玉文化、粮食饮品、爱情婚姻、图腾崇拜等进行多向度解读、校误后，又对其出处渊源、历史变迁、当今现状进行散文化描述、随笔化点墨、杂文化讽喻、论文化定义、诗歌化铺陈，活灵活现地演绎出一幅华夏民风民俗的古今图景。所涉民风民俗占两部书的大部分内容，体现雍也对中华民俗学的偏爱与钟情。
民俗是人类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人们食、衣、住、行、育、乐的内涵与形式及其思想、仪式、活动，以或书面或口头或物证的方式存在，成为一个民族立世的精神支柱。它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性、道德属性、宗教信仰、哲学感知、民族力量。因此，从民俗学的视角，从深入挖掘华夏民族精神宝藏的《诗经》中去解读、延展、深掘，是探寻中华民族基因密码的一把钥匙。
《诗经》中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节令与风俗诗，描绘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是古代先民对时令节气的重视和顺应自然的农耕文化。信仰与祭祀诗，反映了那一时期人们信仰的内容，如天神、地祇、人鬼、巫术等信仰活动。服饰饮食居住诗，描述了不同阶层、场合的服饰，如冕服、礼服、战甲等。婚俗文化诗，记述当时男女婚恋更是占有《诗经》重要的比例。
因此，《走进诗经》和《从诗经出发》，以民风民俗为导航，探究或凸显或隐秘于古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习俗和精神内核，是智慧和便捷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婚恋的民俗中张扬人性的光辉。
《一望无际的爱情》《爱情的源头》《一部婚恋史》《有爱大声说出来》《新婚快乐》《爱情咒语》《爱情就像着了火》等篇章，就是雍也的爱情宣言书，其人性的光辉没有因岁月磨砺和淘洗而出现变动与迁移。作者通过解读《诗经》，在《女性黄金时代》一文中，将女子归总为十大类，每一类都被嘉许为形象丰富美丽，体现了雍也对单纯、淳良、稚朴的女性美欣赏，不被人们价值观、人生观随时变异而被颠覆的恒持的审美观。
同时，雍也通过《一望无际的爱情》等篇章，对朱程理学进行谴责，对礼教进行诛讨挞伐，有时甚至是集所有表达愤怒的词汇给予鸣鼓而攻之。
雍也通过考论《诗经》上下几千年爱情、婚姻的演变，探源中华民俗中的婚恋习俗。他探究出婚恋从自由开放到悖人性、违人伦地捆绑、束缚，再到人性解放和无拘无束的演变历史过程后，更是以火焰燃烧般的铁笔，呼啦啦焚烧遮蔽人性光芒的杂芜；以狂风暴雨般的笔触，扫去遮挡天空的阴霾，还人间自然、纯朴、健康的人性洁朗，在人类情爱至纯至臻的天空，闪烁永远晶莹、璀璨的光芒。
读完两部书，我看见，一个耿介、率真、灵性、性情的雍也跃然纸上；我听见，雍也对诗经的回望，再从诗经出发后，他对纯真性情的呼唤。正如他在《爱情咒语》中所说：“《诗经》中不绝如缕的爱情咒语后来是怎样发展的呢？我认为，它发展成了爱情誓言。”由此看出，雍也对《诗经》题旨的宏大叙述，也是他情感深处自然、纯真的寻根之旅。
二、从语言学的习俗中获取文化自信。
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方式，一是文字，二是口语，三是实物。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学分为“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语言学涵盖了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等方面”，包括文字学，也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其中，书面语言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不受个人意志支配；口语则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但不管是文字还是口语，都是人类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在书面语表达习俗上，雍也对比《诗经》与《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散曲，认为华夏文学史中，在题材选择上的“忧国忧民”“剌奸剌虐”的责任与担当是互证的；在文学河流思想上，流淌着共有的特立独行、洁身自好的精神浪花；在风格流派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织。这些表达方式都被历史固化成为一种文学创作习俗，成为中华民俗中最灿烂的亮点。
口语民俗方面，雍也考证出《诗经》中《褰裳》诗与客家山歌《客家对唱》赋比兴手法的同宗同源，焊接了口语习俗散落在各民族起伏尘烟中的断痕。据他考证，客家话的“古奥典雅”，如“穿衣”为“着衣”，“睡觉”为“睡目”，“一日三餐”为“食朝”“食昼”“食夜”，仍是从古文学书面语中传承而来的。
《有女同车》中“有女同车，颜如舜化”句，《采薇》中“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句，用标准的现代汉话原本不押韵，而将“车”读为客家话的“叉”则非常押韵。《将仲子》《北山》中的“母”字，读成客家话的“咪”音就很押韵。
这一切都说明，各地各民族口语与华夏民族语言表达的一致性，成为华夏民族大一统、大团结的重要佐证。
他在山歌脉源上寻踪《诗经》，让各地土话结缘书面语，理清了华夏民族语言发音和情感叙述方式相承相续的脉络，论证了它们在历史逻辑上的相辅相成，并勾勒出中国语风数千年的轮廓，丰满了中华民俗的文化元素，开掘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路径。
为进一步厘清华夏语言习俗的先庚后续，雍也对表达领域的修辞学进行了考察和论证。他在《诗经》中考证出华夏文字学、语言学中代代相续、薪火相传的文脉后，结论是：比喻、对比、对偶、排比、夸张、象征、通感等手法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雍也通过客家话与历代文学在发音与内涵上相融相通的探源，再次佐证了华夏表达习俗的源远流长，为文化自信凝聚了力量。
三、从礼制的审视中寄寓褒贬。
礼制包括礼仪和礼俗，内容涵盖饮食、起居、祭祀、丧葬、人际交往、社会制度（包括官本位体系），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定的礼仪定式，潜移默化地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并通过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族群行为的社会性转换，对社会体系的建立和稳定，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挥着独有的作用。当然，有的劣俗则制约了生产力发展，扼杀了人性的本真。
雍也以《诗经》为主体，探究当时的人际交往、娱乐、吃食、宴饮等习俗。在《贵族生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我们的餐桌：一幅开放交流的历史长卷》等文中，对中国餐厨、宴饮文化进行了全面展示和历史的拓展性发掘。
他说：“宴饮在《诗经》中特别是大小雅中，占据很大分量。”他从《诗经》很多篇目中，解析出先民宴饮注重德行、注重礼乐、注重人性人情，概括其已上升到人性之重、民生之重、为政之重、治理之重，并进一步发掘出华夏饮食民俗里的哲学思想。
通过对《诗经》及相关历史著作的辨析，断论中国最早的分餐制变为魏晋以来的合餐制，是由民族大团结和中国大一统思想促成的，从中解读出华夏饮食习性所蕴含的家国情怀以及治国理政思想。
从《诗经》所透露的信息，考证出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中的五谷，肉食中的牛羊猪狗鸡，蔬菜中的葵、蔓菁、芥、芹、莲藕、韭，水果中的甜瓜、枣、栗、桃、李、杏、梨、柑等都产自中国，而“食有肉鱼果蔬，饮有事酒、昔酒、清酒”等生活配置习俗，也自中国开始。
雍也“从诗经出发”，证明了人类的主要食物产源于中国；证实了中国食品发现、发明之多，远胜于世界各国；中国烹饪的精良，为人类创造了完整、科学的的烹饪技术体系。他通过对《诗经》的创新、开阔性研究，说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是人类农耕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通过《诗经》宴饮礼俗的考证，论述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雍也在《回望诗经》和《从诗经出发》两本书里，突出考论了中国官僚礼制的形态、构架和内核。通过对《诗经》里《绵》《小星》《北门》《北山》等诗篇的剖析，在《周朝勃兴的秘密》《小公务员的牢骚》等文章中，认为亶父在诗中所“体现出的仁爱厚道，民胞物与，宽容包容之心，自强不息精神与‘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完全一致的。其精神境界、博大胸怀、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和立业兴邦的作为让人感佩钦敬”，肯定了古代君王朴素的治国理政的初始价值。
但雍也对《诗经》所呈现的，及其后世官僚礼制、习俗的渊源及演变过程的剖析，不是简单陈述，而是以一个作家、诗人的身份，进行纵深式体验后，以能穿越时空距离的语言，用辛辣、犀利、讽刺的笔触，对封建官僚礼制的劣根性进行鞭笞和扑挞。他批判贵族和官僚阶层，通过制订、维护严苛的礼制形成规矩，推动、传播、浸淫到广泛的社会习俗中，用礼制与道德捆绑民俗，成为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所利用的工具；他批判贵族和官僚阶层通过站姿、行姿、坐姿、服饰、饮食、婚配、礼节、语言等的建规立俗，约束人性的自觉、自醒、自智……这些都体现了雍也的唯物主义观、民俗学的历史观。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像跟一个高尚的人聊天。”读雍也的书，不仅有聊天的放松，更有明志的释怀。因为他打开的，不仅只是一扇窗，而是给我们太阳、星星和月亮，让人看到光亮本身的灿然，也看到黑暗中的亮点。这便是一个优秀作家和诗人的语言实验，而不是思想游戏所带来的魅力。如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历史非历史，考证非考证，散文非散文，诗歌非诗歌。文体的模糊，不仅是一种美，有时是一种深刻。
作者简介
黎二愣，本名黎勇，又笔名黎冠辰。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诗集《巴蜀风散板》填补巴蜀民风民俗诗歌题材空白。创作的部分文学和音乐作品由央视、新华社等媒体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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