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说到李怡，总给我年高德勋的印象。德勋不论，年龄上，他其实只比我稍长，且红头花色，显得非常年轻，让我先入为主地产生那种印象，全是因为他作为学者，成就斐然。

这部“学人随笔”集《我的1980》，让我窥探到了他的心路，识别出了李怡何以成为李怡。该书分4个单元：回忆先生、蒙学记事、初为人师、学人随笔。4个单元贯穿着一个隐晦而敞亮的主题：立人。

要立人，先得从“人”的意义上去立论。因此，首当其冲的，是关乎个体生命，是个体生命的觉醒和成长：一扇一扇地，把门窗打开，瞭望旷野；然后，跨过门槛，走向旷野；再后，融入大地，成为旷野。至此，个体生命就与宏大叙事实现水与水的奔赴，“立人”便不仅成为可能，还成为必然。

李怡身上有一种痴迷，从孩提时代对小人书的迷恋，到高校时代对大问题的执着，都注定了他将在优秀和平庸之间，立下界碑。痴迷之外，是自觉。我们常讲，人生面临诸多选择，而实际上，知道选择可说微乎其微，多数人是被推着走，叫“顺其自然”，尽管谁也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然”。能选择已然可贵，能超越实用主义，自觉选择，则是志向宣言，是受到理想之光的眷顾。李怡在书中，清晰地描述了他被照亮并做出决定的那一刻。

自觉之外，是坚守。坚守这个词我向来慎用，许多时候，它并非一个好词，你坚守的可能没有价值，即使有，你可能没能从中获得自我生命的大欢喜、大自在。到时候，就算取得了一些成绩，或许只是技能性的，与生命本体无关，更与“立人”无关。

但李怡的坚守另当别论，在他那里，选择和坚守，都是为了展开自我，塑造自我，完成自我，将学术和生命打通，铸就创造品格。达成这一目标的利器，是且行且喜、久久为功的精神探索。坚守之外，是清醒。李怡是骄傲的，他有骄傲的本钱，念本科时就有论文在名刊发表，且策划了众多文学活动。但他把骄傲克制着，压抑着，消解着，他知道，未知的领域是如此广大，遗憾和缺失又是如此繁多。

这层层递进，说的都是“立人”。书中多次谈及鲁迅，鲁迅的“立人”之功，被李怡的导师发掘，也被李怡深深认同和接纳，并成为他的学术信仰。而信仰的生发地，依然要回到生命本身。基于这样的本体论认识，使李怡在源头，也在潮头。

学人分为两种，一是照着讲，一是接着讲。两种学人都值得尊敬。没有照着讲，我们将被笼罩；没有接着讲，我们将被禁锢。李怡的自觉与清醒，使他成为一个既能照着讲又能接着讲的人。他的很多学术观念，都有深厚的根基，又有阔壮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喷涌着生长的能量。

我很庆幸的是，书中的一篇，刚在《四川文学》发表，写他初为人师的经历。但这部书最让我沉醉和动容的部分，也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是他状写的1980年代北师大的先生们，那种宏深包含，那种平民本色，那种师生同体，那种宽博情怀，那种立人心志……无不让人景仰。

他笔下的先生，在学术成就和精神人格之间，先确立后者。事实上，也只有对后者的确立，才能保证前者的有效性。学术不是抽象演绎，学术肩负着启蒙的使命。“启蒙”之议一度被严厉批评，认为是“自我典范”的单向指证，暗含着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

这样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实践，都有知识权利凌驾个人权利的倾向，说话人与听话人不沟通、不平等，因而不能互为主体——说话人是主体，是我说，你听，因而很可能陷入这样一种悖论：本是为了唤醒个人，却使之更深地迷失了自己。

可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抹杀了启蒙闪电般撕开黑暗的战绩。而且，当我们把启蒙定义为“对自我生命的唤醒”“对固有存在方式的反思和审视”，就引入了另一种境界。所谓固有，不仅指外在于自我的对象，还包括自我本身：跟自己对话，作自我反省，充盈自我灵魂，彪炳自我尊严，彰显自我价值，实现自我超越，让自己成为这人世间的增光者。

背后的支撑，正是内视性的精神探索和精神人格。缺失这两样，学术也好，创作也好，都将走向匮乏。鉴于此，李怡才认为，在精神风貌面前，连“才华”这个词也显得庸俗。

这当中，李怡是见证者，也是介入者，他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教化并最终让他成为那些先生中的一员。

读罢这部书，我也禁不住有了一番自我反省。我也是那前后进入大学，我念的重师大尽管不能与李怡念的北师大同日而语，但回想自身，当年何为？因为压力的陡然卸去，首先苏醒的是身体，当身体从头到脚醒过来，就毕业了。若叫我去写《我的1980》，又能写些什么呢？幸好是李怡写，他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光，也能深切地去感悟和体察那束光对我们当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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