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改革先行地·对话丨在创新可知和不可知间  深圳如何寻求平衡？

川观智库研究员　李媛莉　徐也晴

深圳是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从改革开放初期创立的“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贸易形式，经历模仿、制造、创新制造，再到科学创新，深圳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202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总值以14489.68亿元领跑全国。

作为改革先行地，深圳在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上有什么特色和经验？川观智库带着问题赴深圳，对话深圳市原副市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唐杰提到，科学研究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可知的，但采取什么技术实现科技成果落地应用是不可知的，政府要做的，就是寻求其间的平衡。

川观智库：深圳怎么走向创新的？

唐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深高速公路修通，大量产业沿着这条高速转移到东莞去了，深圳不得不进入“二次创业”阶段，必须打破工业化带来的“标准”，打破整齐划一、摆脱模仿。

深圳的创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4个90%”的阶段。1995年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开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实现了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当时深圳全口径财政收入一年90多亿元，资助企业做研发就要花出40亿元。政府有这样一句话：“谁办研发机构我支持谁。”

这期间，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46.2亿元增加到819.8亿元，年均增长42.6%。到2000年，500多家深圳企业研究所已经与全国130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科研成果转化率高达90%左右。

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10年时间政府大概投入2000亿元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发改、科创、工信三家部门同时支持。企业可以在这三个部门重复得到支持，比如创新阶段，还没有产品，就可以得到科创资助；有了新产品，发改再资助；形成了一定规模，要搞技术改造了，工信接着支持。

川观智库：深圳的产业科技创新可以总结出哪些特征？

唐杰：深圳重视对中小企业的创新资助。2013年到2015年实施的大规模资助中小企业的创新计划，资助了7000多家中小微企业。三年时间创新企业的产业增加值从332亿元增长到1058亿元，占全市增加值比重由2.6%上升到6%。我们测算过，资助对中小微企业产出的直接放大效应是4.4倍，总体放大效应是22倍。

总体放大效应就是说，研究开发是可以传递的，有规模效应。即一个企业或者某一产业的创新，会建立在另外一个产业已有的创新基础上。当然，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还可以因为差异化、专业化，在产业链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方面，强调产业链的完整，这很重要。深圳为什么能做成无人机？从最开始，加工钓鱼竿、网球拍，再到高尔夫球杆，都是运用了碳纤维的材料，再到后来做贴牌手机，手机外壳也是碳纤维，分工链早就形成了。分工链还实现了深圳的机器人技术用在精密仪器设备上，它力度很小但精准。所以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具备了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那时一些看起来似乎要过时的行业，转换赛道给无人机做产业链，很多部件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只要有想法深圳就有人给画，一个螺丝钉都不用生产，只要想生产就有配套企业给生产，价格又低质量又好。

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从初期低层次起步到模仿，奠定了独有的、发达的、高度细分的、极复杂的分工体系，打下产业链协同分工的基础。分工深化带来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川观智库对话唐杰

川观智库：《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四部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中，明确了诸多科技创新的具体做法，其中一点是“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非共识”这个词用于科技创新很有意思，深圳是国内最早提出支持非共识创新的。你怎么理解“非共识”？

唐杰：2007年深圳提出支持非共识创新，一开始不被理解。其实创新都是非共识的，“1+1=2”这样的共识问题，还叫创新吗？创新就是敢为人先，做和大家不太一样的事儿。

《决定》里面写的“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实名”。我们做匿名评审的目的是防止“人情关系”。但匿名也可能导致不负责任，比如我给人评一论文，非说他零分，反正都匿名了，这样行吗？“实名”强调的是责任承担。

川观智库：创新越多，风险就可能越大，深圳是怎么应对的？

唐杰：深圳原来提出过一系列口号，鼓励敢于创新和突破，勇于尝试和实验，这些口号体现了发展观和改革精神，是在寻求创新的可知和不可知之间的平衡。

可知，我认为即科学研究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可知的，比如我们现在说要发展量子物理、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计算科学等。具体采取哪项技术能够实现科技成果落地应用？这就是不可知的范畴。正如灯泡里成功用上钨丝，是科学家经历了千百次实验才试出来的，这就是不可知。

科技创新从理论到转化通常涉及三类人：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是发现原理的，怎么转化成技术还涉及多方参与。正如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是奥本海默为主导研制的。科学转化成技术存在可能性，在这个节点上，就需要政府的辅助作用，把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放在一块儿，支持或者组织研发过程。

这一过程中政府还需要建立市场机制对科学项目作筛选。

举个例子。在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领域具有领先地位的创新型企业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刘若鹏，在带着他们团队的项目回国时就遇到了困难。不光是深圳政府，甚至还安排了去北京论证，都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唯有两个专家说可能是最新前沿。就在几个学生灰心丧气准备去新加坡时，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从时任深圳市科协主任那听说了此事，当场决定投资，在场的另外两个投资人也决定跟投，之后政府也投了，并拿3万平方米的房子给他们用……他们的公司就这样起来了。

这就是说要通过建立市场机制，识别风险和承担风险。我曾经问过当时该项目的投资方，为什么对这个项目决定投资？判断标准是什么？答案是，对科学项目作筛选，要弄清楚这几件事：项目技术创新的科学原理是什么？主要研发人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研发团队有哪些人？作为该项目的研发团队，你参与了哪些环节？还有没有谁在做类似的项目，其不同之处是什么？

后来深圳的所有重大项目评估沿用了这样的经验，政府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先说科学，项目的重大创新科学原理是什么？第二，从哪个实验室出来的？第三，你在实验室里承担什么工作？

川观智库：深圳政府支持产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有哪些？

唐杰：总的来说，深圳对科技创新有三方面政策支持：产业政策、公共政策和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即偏向性地给某类某些企业以支持；公共政策是大力发展重点大学、重点实验室，建设重点学科，也就是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创新政策重点关注产业链，用创新券、创业资助、无偿技术开发资助等金融方式，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给予支持。

同时，还存在一些内在规则，首要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边界划得很清楚，政府不指挥企业做事，更不代替企业做事。谈政府作用的时候，一定要区分行政管制、市场机制和法律。应该更少行政手段，比如深圳对科创项目的评估，是通过行政组织的手段来做，也就是行政确定筛选评估的规则，然后专家具体执行评选。

其次，是要打通信息壁垒。比如，梳理出科技创新的方向，然后把方向分类，再把企业吸引到相应的池子里来，这样极大地促进了信息交流。当不同的资助项目归纳成大类的时候，就会发现：企业间本来是各忙各的、互不相干的，但突然有一天因为申请资助见面了，然后发现做的事是可以打通的，或者是可以合作的，也许就变成两家、三家合起来要一个项目的支持，成功率就更高。也就是说，政府要有信息沟通的机制。

除此外，开放交流也很重要。深圳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就创造了交流的积极氛围。全国乃至全球的一流专家到深圳来做评审是很常态的，这样的往来会带来大量的东西。最典型的，专家可能不光评选，还得做一场讲座等，交往就更多了。“干中学”尽管重要，但是假如没有知识的传递，“干中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这是各个城市都可以学的。四川的城市，尤其成都，吸引人的条件不比深圳差。当你的人才越多样，知识越多样，积累的创新力量就越多，创造性就越高。

川观智库：深圳如何同时运用“发达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

唐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体现在哪？从政府执行层面来看，是能够定价、能够履约、能够执行，缺一不可。从这些方面，能够看到深圳发达的市场环境。深圳本身没有科研基础，但能吸引其他地方的教授、院士来，正因为政府能通过法治手段尽量规避科学原理到产品转化中涉及定价、履约、执行等方面的风险。

这一过程里，除了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还涉及会计师、律师和大量需要建立的辅助材料等。比如，一项技术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技术再投多少钱，可以变成一个产品？未来多少年能卖多少钱，收益怎么分……这些东西不算，就很难操作。如果没有法律约定，今天可以卖给“我”，明天又可能出个差不多的东西卖给他……要避免这些情况该怎么约束？这样的市场环境和行政有关，需要提高司法水平。深圳人的习惯是“有了问题找市场不找市长”，就是说合约意识、法治意识很关键的。

目前，深圳涉及经济领域的法律有400条左右，平均每10年左右修订一次，随时在用才会不断修订。深圳在经济领域立法数量和修法频率明显超过国内很多城市。

总结起来，深圳从法治着手，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治环境，形成较为发达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的政府，以法治规范市场经济和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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