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灵锐 吴卓
区别于其他电影中对西藏的景观化刻画，万玛才旦致力于用平静的叙事方式，聚焦藏地群众的生存空间，展现他们的心灵世界。作为本土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对藏地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经验有深刻了解。在他的影片中，一切浮华的表象都退居客体，人物成为叙事主体。在赋予作品人文关怀色彩的同时，使《雪豹》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电影，而不是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幻电影”。
《雪豹》塑造了一位较为典型的少数民族基层干部——乡长，他能在汉语和藏语之间流畅变换，也能充当政府工作者与群众之间的润滑剂。他解释雪豹直接关系到所在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性，也理解金巴对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帮助群众理解并融入到现代文明社会的秩序和规则中，是乡长的责任与义务。站在群众的角度，尽管刚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但金巴和妻子仍会考虑到家外吃着方便食品的乡长及其同事，送上茶，肉和馍馍。
影片处处存在的民族交流交融的痕迹，贯彻着民族工作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方针，在展现基层工作的同时，将各族人民团结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来，巩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此外，影片以现实主义的角度响应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号召，围绕如何处置闯入羊圈的雪豹展开叙述，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金巴曾坦诚说“咬死一两只，就当施舍不计较了”，但这次雪豹造成的经济损失太大了，所以才会圈禁雪豹以换取赔偿。可雪豹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伤害雪豹是违法行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正因如此，才会产生冲突。
《雪豹》想要探讨的问题很多，如民众与雪豹共处问题、个人利益与国家资源的冲突，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统一对立等。导演巧妙地将这些社会议题联系在一起，构建出一个既真实又引人深思的故事。万玛才旦秉持着客观、全面的态度，将这些问题呈现给观众。
影片中，雪豹曾两次闯入羊圈，过程天南地北，但结果却殊途同归。在藏族文化中，雪豹是雪山的精灵；而在现实生活中，雪豹是捕杀羯羊的猛兽。这一矛盾在揭示人们与野生动物共存困境的同时，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在信仰与现实之间的抉择。
影片最后，雪豹走出羊圈，羊圈不再有隔绝双方的属性，人与动物的关系在对立与联结中流动，精神上的共鸣打破了物质上的限制，筑起人类与动物的友谊桥梁。
在微观层面，雪豹咬死了9只羊，这对金巴一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关系到他们下半年的生计，所以，金巴在得到赔偿前拒放雪豹；在宏观层面，雪豹关系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重要环节，对乡长、所长等而言，尽管在执行过程中无法得到群众的理解，但保护雪豹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为，是其职责所在。双方的行为都无可指责，冲突的背后是个人与整体利益之间的权衡。
电影临近尾声，导演通过字幕的方式，向观众交代了政府对金巴一家的赔偿结果。看似皆大欢喜，实则给观众留下一个问题——金巴囚禁雪豹索要赔偿的核心矛盾被解决了吗？在这一冲突情境中，群众应该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间的冲突？在野⽣动物给人民带来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政府应如何让“保护野⽣动物”不仅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这些都是值得思考解决的社会议题。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导演对后续发展的持续关注，而且赋予影片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
除《雪豹》里提到的难题，藏族群众也会在就诊时遇到语言障碍等，这要求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创新发展，提升少数民族聚居地现代化水平，与少数民族同胞共享科技发展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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