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总书记学典故⑨ |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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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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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是重要元素之一。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为一种中和辩证的哲学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是我们思考问题、作出决策的有效方法，也是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当代社会复杂问题的有力工具。因此，深刻理解这一思维方法，对于我们提升修养、增强能力、做好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古代许多儒学经典对执两用中和守中致和进行了记载，其中以《中庸》的阐释最为系统和全面。

执两用中出自于儒学经典《中庸》。《中庸》第六章写到：“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认为，舜之所以拥有大智慧，在于他喜欢请教别人，并且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中的含义，包容别人的缺点，宣扬别人的长处，掌握两种极端的情况，采取恰到好处的方法来对待人民。在执两用中这个词中，“执”就是抓住、掌握，“两”就是“过”和“不及”这两种极端情况，“用”就是采用、采取，“中”就是适中、恰当好处。执两用中的意思就是，要想成为智者，说话做事都要恰到好处，不能走极端，过犹不及。

《中庸》中也谈及了守中致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不表露喜怒哀乐叫作“中”，表露出来也合乎法度叫作“和”。“中”是天下万物之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后，天地归位，万物繁衍。在守中致和这个词中，“守”就是保持，“中”就是内心清净，“致”就是导致、实现，“和”就是和顺、有序。守中致和意思就是，只有内心虚无清净，才能外事和顺有序。

执两用中和守中致和，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含义和严格的内部逻辑。

从因果逻辑上看，“执两”是“用中”的必要条件，只有“执两”，才能实现“用中”。恰到好处并不容易实现。“两”尽管极端，但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两”建立了程度的边界，也为确定“中”指明了方向，充分汲取“两”的有益成分，有助于确定恰当的“中”。从实践规律上，“执两”在前，“用中”在后，实践中仅仅做到“执两”并不够，必须做到“用中”才行。也就说，掌握了“过”和“不及”两个极端情况之后，不能直接将两个极端用于实践，而是通过对“过”和“不及”两个极端情况进行折衷调和，确定一个恰到好处的处理方法，从而用于实践。

“守中”方能“致和”，“致和”也要“守中”。从因果逻辑上看，“守中”是“致和”的必要条件。“守中”说的是自身修养，“致和”说的是外部关系。因此，孔子认为，“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树立仁爱之心，才能遵循中庸之道，实现国家大治。从实践规律上看，“致和”和“守中”可以兼得，既要“致和”，也要“守中”。在孔子总结的治理天下国家的九条规律中，不仅包括提高自身品德修养，也包括处理好与贤人、亲人、大臣、群臣、庶民、百工、远人、诸侯的关系，前者为“守中”，后者为“致和”。

执两用中是方法，守中致和是目标。将二者放在一起，反映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两”的极端情况广泛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既有“知者”和“贤者”，也有“愚者”和“不肖者”。不同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做事的标准也不一样。这导致“过”和“不及”两个极端同时存在。第二阶段，找到恰到好处的“中”。奉行中庸之道的智者通过掌握“过”与“不及”两种极端情况后，通过折衷调和，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方法。第三阶段，当经历了“执两用中”的过程后，通过保持“中”实现自身修养的提升达到虚无清净，实现外事和顺有序，从而达到了“和”的最高境界。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坚持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不仅塑造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为人处事的基本信条，还形成了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塑造了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首先，君子中庸，过犹不及。“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认为君子的言行都符合中庸不偏不倚的标准，小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的标准。《论语》记载了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时，孔子认为过犹不及。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中记载：“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论语》也记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就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就没有必要施加到别人身上。再次，不能半途而废。《中庸》记载：“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也就是说，遵循中庸之道行事，不能半途而废。

建立了为人处事的基本信条。首先，守好本位，广施仁义。《中庸》记载：“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也就说，坚持“用中”“守中”的君子不渴求本位之外的东西，当身居高位时，不去欺凌居于低位的人，当居于低位时，也不去巴结居于高位的人。坚持以“仁义”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其次，兼听兼信，宽以待人。“用中”“守中”的智者要兼听兼信各方观点，通过折衷调和形成最恰当的方案，而且要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主动宣扬别人善言善行，用宽容温和的态度去教化别人。再次，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也就是说，求取君子之道，如同走远路一样，一定从近处开始，如同登高处一样，一定要从低处开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理是一样的。

形成了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首先，为政在人，德才兼备。孔子强调“故为政在人”。在古代，君主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树立仁爱之心，才能遵循中庸之道，实现国家大治。在今天，干部选拔任用依然要坚持德才兼备，德配其位。其次，忠诚守信，修身治国。“诚者，天之道也”。诚是上天赋予人们遵守的原则，是一种高贵的品德。孔子总结了天下共行的五种大道和实行这些大道的三种美德，提出实行这些大道和美德的方法就是诚实专一。孔子接着总结了治理天下国家的九条规律，并反复强调了“修身”在这其中的重要作用。今天的干部也要通过提升自身修养来提高自身的履职能力。最后，拥抱变化，与时俱进。客观世界不断变化，“过”与“不及”的两端在变化，恰到好处的“中”也要因时而定，因事而定，因此，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也是“用中”“守中”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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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静  刘金成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智慧，凝聚着崇高的价值追求，承载着美好的道德愿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诠释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为核心内容的中和之道，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含义。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蕴含着中和之道的哲学智慧，具有非常丰富的辩证法要素。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超越了黑格尔的抽象辩证思想，创造性地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了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提供科学指导和有益启迪。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不难发现中和之道的传统智慧蕴藏有诸多辩证法理念，与唯物辩证法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就是一种包含着辩证观点的思维方法。“两”，指两端，提示出矛盾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中”，即适中、适度、适宜的意思，兼有作为统一性的表达。所谓“过犹不及”也就是“中”之要义，既不过度，亦无欠然。“和”，有和谐、和合、和泰之意，为求中、尚和的完满境界，是实践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不仅仅是一种具有科学内涵的思维方法，也是承载中华文明独特基因和鲜明民族特色的理想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其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实质与核心。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性，正是这些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质量互变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又一重要规律，其说明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量变和质变这两种规定性。在量与质的变化过程中，度是导致事物状态变化的关键所在，即事物的限度、幅度和范围，因此，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把握适度的原则。

唯物辩证法与中和之道在思维方式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其核心是“中”与“和”，亦即中和之道。在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过程中，不过激，不偏执一端，不刻意标新立异，要坚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要掌握好事情的度。

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和之道在思维方式上都包含着追求平衡的实践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合理性。举例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就蕴含着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一方面，若“民主”没有“集中”，就会引发“民主”的极端化倾向；另一方面，若“集中”没有“民主”，就会导致“集中”的极端化倾向。可以说，民主集中制就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这一思维的典范，即在民主的基础上实施集中，在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阶段，党的领导人都善于汲取中和之道的传统智慧，积极运用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和文化渊源。

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他还指出：“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也就是说，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诠释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之前他还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精辟论述从思想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束缚，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体现出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的守正创新，就是中和之道的传统智慧在新时代下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也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在新时代探索。

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蕴含着中和之道的传统智慧。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来审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其丰富内涵和战略智慧。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不仅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兼顾社会公平，实现经济、质量、公平的协调发展。在社会治理层面，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保障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注重德治，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要发挥基层自治的群众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的相互融合。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既强调对现有生态环境的保护，又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模式的创新，同时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促使保护、创新、教育的共同推进。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秉持着合作共赢的理念，既要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又要承担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自身利益、国际责任、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

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彻落实在方方面面，新时代的实践无不贯穿着中和之道的精髓。从制度层面来看，在政治制度建设上，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蕴含着制度创新、制度执行与制度监督的中和之道。制度创新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为国家治理注入新活力；制度执行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地，实现治理目标；制度监督保障权力的规范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共同推动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文化建设来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弘扬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民族精神的根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的共识；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则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共同塑造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在民生领域，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构建了新的治理思路。增加收入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完善社保体系增强民众的安全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致力于增进民生福祉。在科技创新方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了全新的发展链条。基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应用研究推动技术进步，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协同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去剖析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能更清晰地洞察其中的多元平衡与协同发展策略。

从中和之道的传统智慧中，我们既能领略到中华民族传承悠久的文化精神，又能全面、深刻地把握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丰厚内涵，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理解并运用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能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中找准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牢固之基。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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