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广

赵俊贤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他是我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这些年来,我常常耳闻赵老师脾气直烈,喜仗义执言,对张三李四大发雷霆,对领导亦拍案而起,脾气上来只顾自己口畅,不虑他人感受,训起学生来更是毫不留情,言语刺辣令人难以自在。但这些于我,却仅是耳闻。的确,细细想来,我从师三年,赵老师从未对我发过火,更没有厉声训过我。他老人家的那些江湖传说于我终只是传说,我真的既未亲见,更未亲历。

我入赵老师门下纯属偶然。1991年4月,接到西大复试通知的我,急忙从新疆伊宁市前往西安。先是坐两天的长途汽车到乌鲁木齐,再从乌市乘绿皮火车三天两夜后赶到西安。因几年未坐火车,到西大招待所后周身还是火车不断晃行的旅行感觉。疲惫的我到系里办了手续,简单吃了便餐后就直接睡下了。不料,因睡得太沉,第二天早晨起来时,离复试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匆忙在学校大门口买了二个包子便急步前往中文系。等我到考场时,已经开考。老师们都端坐着,考试形式是抽题。由于我是最后一个到,没什么可抽的,最后一张纸条就在那里等着我。打开一看,是两道有关现代文学方面的题,虽然给准备的时间,但我还是觉得不那么有把握,便大胆地问:有没有当代方面的题?什么都可以。答复没有。我只好下去准备。交卷后,有一个老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后来知道他是刘建军老师。)我说我是伊犁师范学院的当代文学老师,郭志刚老师的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里的作品基本都看了。他随口问了我几个常识点,我也顺利地回答了出来。他说,回去等通知。

9月开学后,我得知我被分到了赵俊贤老师名下,几个自本科就在西大就读的同学替我捏了一把汗,说赵老师脾气大,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本科学的是日语,读研期间若能以中日比较文学做方向当会更好,就没有急着联系导师。听说系里C老师搞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我便找到C老师希望能调到他名下,但C老师说,系里已经分定了,不好另调,我只好接受现实。一个月后,同学们都已拜见过自己的导师,我觉得再不去也确实说不过去了,就登门拜访赵老师。一坐下,赵老师就问,你去C老师那里了?我没有料到他一见面就会问这个,但觉得他已经知道了,就没有必要隐瞒,就如实说了为什么去的原由。赵老师解释道:“你到我这里来是刘建军老师分的。复试完那天刘建军给我说,你不是还想招一个学生吗?这个学生正好是高校教当代文学的,就分给你。”我这时才明白刘建军老师为何问我是做什么的。因是初次见面,只是小坐,师母袁老师倒的茶也没喝。

半个月后的一天,赵老师让我到他家来。袁老师开门并热情地请我进来,见赵老师坐在躺椅上,我便如同回到自己家一样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袁老师要倒茶,我说我自己来,袁老师也就没再客气。坐下没聊几句,赵老师拿出一叠校样,让我一周时间校完给他。我不知道这是已经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人物形象系列论》中的部分章节,拿回去后便认真地校了起来。一周后,我把校样返还给赵老师,赵老师翻看了几页后说:“可以。”我松了口气。接着他起身从桌上拿起《史稿》又对着校样看了一下,说:“这个错误没有发现。”他指的是《史稿》上我发现的一个注释错误。说完他笑着说:“可以。我故意留了三处小错误,你不仅都改过来了,还发现了我没有发现的错误。看来你还是认真的。”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他对我的一次测试。其实赵老师不知道,我平时可能显得随便,但真做起学术来,还是很认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赵老师开心的笑,心情完全放松下来,觉得赵老师没有别人说得那么恐怖。随后赵老师问了我在新疆的事,也谈了他这本书的出版,说他手上现在没有书了,另一本《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也只有自印本。于是就在两本自印书上面签名送给了我。寒假,我随母亲回老家,竟在江西南昌一家书店看到《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我毫不犹豫地将书店所余的30本书全部买了下来,回来就直奔赵老师家。赵老师看到一下有这么多他的著作很惊讶,自然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夸我有心。我本来想送给赵老师,但赵老师硬把书钱塞给了我。我后来想:是不是这两件事博得了赵老师的好感,使我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没有受到赵老师的怒目责斥呢?

入学第二年是1992年,也是我入学陕师大本科10周年。班里同学们想聚一下,但苦于没人联络。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更没有手机,市里的同学又大多忙于上班,我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与省内同学的联络工作。也因此,我成为我们班去同学家最多的人,也是见同学面最多的人。也因我不时乘公交、长途车去各地同学家,便出现了赵老师找我找不到的尴尬局面。我回来后立马去赵老师家里去赔不是并解释原由,赵老师听了也没说什么,只赐我“旅游局长”的名号。后来他还在不同的场合给一些师友谈及我时都说过这一名号,但那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训我。真的没有训我。为什么要训我呢?该完成的学业任务我都按时保质地完成了,赵老师看重的也就是这个,如果我都做到位了,他当然不会训我的——何况我只是赵老师的一个普通学生。至于赐我“旅游局长”的名号,这最多算是赵老师对我彼时不悦的一种极限表述吧?

三年中,我常去赵老师家,也常听赵老师谈自己的学术体会。这其中,植入骨髓的就是他说,做事要有大格局。他说他的三步跳就是这样。是的,从讨论一个作家的《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1990)到一部系统的小说史著作《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人物形象系列论》(1989)再到格局宏阔、气象万千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1994),赵老师的三步跳每一步都跳得格外有力,格外有气度,真有大格局。我曾问他《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不是90年出的吗?怎么排在《小说史稿》的前面呢?他说,那个是出版社压了出得慢,实际上他更早写完的是《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我顿生敬仰,暗自铭记。虽然我没有赶上赵老师大干快上的那几年,却也赶上了他小步慢走的后几年,参与了他《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史发展史》的写作,但赵老师的大格局意识,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我大学毕业后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地方院校教书,大格局的事不要说做,连想都不敢想。受赵老师熏陶,我萌生了以后有机会做点有格局的学术的想法。来四川大学后,这一想法更为坚定,虽然做得差强人意,但努力实践这一理想依旧是我面对赵老师的内心承诺与永恒誓言。令人扼腕叹惜的是,赵老师于2021年7月13日永远离开了我们,未能见到我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但我想,倘若赵老师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特别是当他感知我的这一意识承传于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毕业后,我远离西安,但依旧与赵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赵老师出本书都给我签名寄来。凡赵老师吩咐的事我都立马办好,从未让他失望。逢年过节时我也时常打电话问侯赵老师。每次赵老师听到我的声音就说:“哦,陈思广。家里还好着吧?”之后就进入他个人的演讲时间。他说的许多事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这个长途只要拿起来没有一个小时就放不下,但这是导师的声音。有空去西安出差时,也尽可能去赵老师家里坐坐,再听他老人家讲讲人生往事。如今,想给赵老师打电话没有机会了,想再次听赵老师唠长嗑也不可能了。想到这里,悲酸之情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