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舟
1902年，梁启超在梳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之变迁时，最早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随后，“中华民族”这一说法逐渐被仁人志士们接受，并成为彼时亡国灭种危机下强调身份认同的关键词。李大钊对“中华国家之再造”与“中华民族之复活”的呼吁，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申说，以及《义勇军进行曲》中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言，皆如是。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已成为一个被国人引为常识的概念。但追溯历史，在中华文明中，中华各民族是如何融合、团聚起来的？“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如何由“自在”走向“自觉”？除了纸上材料，是否还有地下材料能实证这一历史进程？
这些问题，在《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以下简称《何以中华》）一书中都能找到答案。《何以中华》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四川民族出版社策划并出版，2023年8月以来，已陆续推出中文、英文、中英双语、汉藏双语、汉彝双语等5种版本。该书展示了100件承载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文物，通过对文物信息、时代背景及文物背后所蕴藏的中国古代民众生活状况、思想认知及相关历史场景的分析与解读，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从文物的角度回答“何以中华”这一重要的历史命题。
通读此书，笔者认为《何以中华》在以下3个方面尤为值得关注。
其一，体例独特，通过文物讲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全书分为序章及正文3章，序章以元谋人的上门齿化石为例，呈现中华大地超过百万年的人类生命史；正文3章依据时间顺序，叙述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孕育与起源，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华夏族的形成与崛起、“华夏—四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等重要史实；第二阶段为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记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端、发展与巩固，以及在此过程中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融通；第三阶段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诠释从鸦片战争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华民族自觉实体形成的历史进程。
需要注意的是，《何以中华》的体例安排，是藉由文物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起源、发展与凝铸的数千年历史。此处仅以第一章的内容为例：在探讨中华民族的起源时，《何以中华》胪列浙江的河姆渡骨耜、山西的石雕蚕蛹、内蒙古的红山玉龙、甘肃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西藏的双体陶罐、广西的楔形双肩大石铲等15件文物，揭示中华民族在起源阶段，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的历史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于我国台湾地区的卑南人头骨。由这颗头骨上颌侧门齿被拔除的状况可知，当地与大陆东南的百越地区一样，一度存在凿齿的风俗。这也意味着台湾先民与大陆东南的百越先民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海峡两岸文化一脉相承。
论及华夏的形成时，该书以夏代的龙形牙璋、商代的杜岭方鼎及西周时的史墙盘等3件代表性文物为例，讲述了华夏族团在中华民族早期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凝聚及核心作用；探讨华夷五方格局时，该书通过列举来自华夏、西戎、南蛮、西南夷与北狄的11件文物，呈现这一时期华夷之间，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动与交融的关系。
正如该书主编郑茜所强调的，《何以中华》并非是要孤立讲述“文物的历史”，而是要通过“一百件文物”及其构成的蕴含神圣感的叙事框架，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的宏大叙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得到学界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大量涌现的背景下，这样具有新意的视角实不多见。
其二，物史联通，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
早在1905年，梁启超就提出“中华民族”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观点，这一认识颇有见地。事实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吸纳、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既有共同性又有多样性并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
在中华各民族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在思想情感和文化上兼收并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接受逐渐加深，最终形成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格局。
《何以中华》收录的诸多文物，均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有力实证。如出土于山东的双鋬三足白陶鬶。该文物反映了距今约5000年前东夷部族的历史与文化。作为一种陶制炊具，此鬶“不仅有典型的鸟嘴形流口，而且整体被精心塑造成一只翩翩欲翔的鸟”，由此可见东夷人的鸟崇拜。随着历史的演进，东夷逐渐融入华夏文化圈，进而成为华夏共同体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东夷人的鸟崇拜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凤崇拜。故双鋬三足白陶鬶也被誉为“中华凤鸟文化之源”。
另如反映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文明交流的青铜纵目面具与太阳神鸟金饰；展现西戎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早期开发以及戎、夏交往交融，共同参与中华文明缔造与发展的大羊角形金车舆饰；承载秦汉时南岭走廊各民族流动迁徙与深刻交融的北流型云雷纹大铜鼓；映射北魏时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彩绘站立女俑；体现清代统治者对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钦定四库全书》……这些文物不仅体现出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不同阶段的特征，也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
其三，普及知识，让国宝讲好中国故事。
2021年12月6日，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策划的《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主题展，在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开幕。作为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课题的重要成果，这一主题展通过100件承载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文物，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随后，主题展又在甘肃、北京等地先后推出，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何以中华》的编纂，即缘起于此。
《何以中华》一书对文物的介绍，是以图（文物的高清图片）文（文物的基本信息）释（文物如何承载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方式进行的。由此，文博爱好者们足不出户，便可通览包括何尊、铜奔马、“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等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收藏于全国50多家文博机构中的宝贵文物。
需要注意的是，《何以中华》一书并非只是展览的“复刻”。除记述文物本身的来龙去脉外，由郑茜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梳理文物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及相关事件的基础上，揭示该文物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中的象征意义，并据此描绘出一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文物谱系。读者可借此了解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丰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内涵的理解，同时加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实意义的认知。
《何以中华》收录的100件文物，为论证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相互影响，交流借鉴，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提供了考古实证，展示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也是“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有益尝试，为讲好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等中国故事奠定了基础。
《何以中华》由“展”到“书”的转变，体现出文博界与出版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重要议题上的合作与探索。该书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为读者提供了学习、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的新角度，在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了教育和引导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郑茜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23年8月）
作者简介
朱晓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四川旅游学院基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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