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成

又到新繁(现属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拜谒艾芜故居。清流镇是艾老的故乡,是他南行出发的地方。面对艾老的塑像,我无声问道:艾老,你为什么要去流浪、流浪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是为了你少年时的侠客梦,还是为了你青年时的文学梦?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共青团成都市委门前时那样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他正欲上车回省作协,见我捧着书走向他,便微笑着,在我一首小诗的奖品书《现代成语小辞典》上签名写道:“艾芜 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紧靠着他。便有歌声在我的心中响起——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遥想李太白当年“拔剑四顾心茫然”,1925年的夏天,四川第一师范学校的汤道耕同学,也如李白当年一样茫然——为家里父亲的来信。

学校在盐道街,距九眼桥不远,他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徘徊在锦江边。夜色茫茫,江月在水里晃动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汤道耕此时21岁,明年才毕业,家里就来信催促他回家完婚了。

他的目光向着家庭外的大世界探求着,现在家里却要他向后转,回家娶妻生子,延续汤家的香火。代沟很深,南辕北辙。

汤道耕天资聪明,家学深厚。四五岁发蒙,先后就读于祖父的私塾和父亲任教的新学堂,受教于新旧两种教育模式,熟记背诵了不少先贤诗文。14岁时,作文考上全县三年级第一名。17岁,在就读全县最高学府新繁高小时,以前三名的成绩考取成都联合中学(郭沫若、李劼人等曾读过的石室中学)。

但他却未能就读成都联合中学。他的父亲因吸食鸦片变卖了田产,还欠了不少债务,无力支付他进联合中学每年需要的40多元学杂食宿费用。欲读联合中学无果的半年后,他再次走进考场,考取了四川第一师范学校。他顺利入学了,学校管吃住。

学校就要放假了,他先一步回到清流家里,因为他要向家里要钱。他没有应承父亲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没有反对父亲的安排。他说,明年就毕业了,毕业了再说婚事吧。

儿子汤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牵肠挂肚的事情。

母亲还在世时就说过,希望他去读教会学校,不交学费不说,还有希望被推荐去读免费的大学和去教会学校教书。但孝子汤道耕谢绝了母亲的提议,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有了新思想、新观念的他,认为那是去给帝国主义当奴才,是绝不能走的一条路。

父亲主张他进步兵学校,他的两个舅父进了刘湘的军队,不几年就升官发财了,这应是他的榜样。但他坚决拒绝了。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他说,他不愿意给军阀当炮灰。

他的愿望是到五四运动的中心去,报考北京的大学。他写信向在北京读书的师友刘作宾询问相关情况。刘作宾回信告诉他,在北京读书每年需花费300元。他无语了,欲读成都联合中学每年40多元的费用父亲都无力支付,每年300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绝对不通。

汤道耕谎称要报考北京的大学,要交报考费,考上后有可能如省一师一样可以不交费用——以此为理由,“骗”了祖父和父亲仅有的10多块钱。手中有钱,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

行前那夜,他诗情勃发,挥毫写道:“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

虽然远走了,但高飞还在遥远的时空

21岁的汤道耕在九眼桥乘舟远行了。怀里揣着用以证明身份的是省一师出具的转学证,肩头小包裹带有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几本珍爱的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马寅初的《经济学演讲集》、熊得山的《社会学》——有哲学、有史学、有经济学、有社会学,但就没带上文学。文学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远方等着他。

汤道耕是走水路加旱路从宜宾(叙府)出川赴滇的。从七月出发,一路历经险阻,中秋前才到达勤工俭学目的地昆明。

到了昆明,生活给汤道耕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很多年后,他在一份自传中这样写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进这个城市,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双没有穿过的草鞋,还可能卖了,买几个烧饼。我要去拉黄包车,却因没有铺保,还是拉不成。再加失业的人多,找工作极不容易。我卖了草鞋,又卖我带在身边的旧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书是没有人要的,我就到一个旧书店去卖,卖书的老人看着我的破书,便说,他是卖新书的并不收买旧书。原来这是个卖善书的店,买书的人很少,久而久之,书都变旧了,使人一下会看成卖旧书的。他问我为什么卖书,我说一两天没有吃饭了,又找不到职业,所以只好卖书。他给了我两角钱。我请求他帮我找个职业,他答应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他说昆明红十字会需要个杂役,我很高兴地接下这个工作,使我流落街头的饥饿生活告一个结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门,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













昆明红十字会位于风光宜人的翠湖边,勤杂工管住不管吃。隔壁是一个名叫明善堂的机构,办有伙食团,但只供应素食。汤道耕大材小用,为生存计,在红十字会当了勤杂工。勤杂工的工作很杂,凡是医生、护士不做的事都该他做,诸如扫地抹屋倒痰盂,烧开水,开门、升旗、挂号、跑腿送信,外带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誊写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劳务费14滇元,包月伙食就用去12元,且天天吃素,痨肠刮肚的。不知夜深人静时,汤道耕是如何怀念家乡那斗碗里熬成灯盏窝的回锅肉的。

在红十字会打工不久,汤道耕开始他初期的文学创作。他写了一首叙事诗,写一个受侮辱与受伤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给昆明《云波》杂志。杂志编辑读后,到红十字会与他见了面,聊起文学与人生。叙事诗没发表出来,但《云波》刊发了他的另一首叫《星空》的诗,汤道耕署名为“汤艾芜”。《星空》全诗如下:

低徊在湖滨,

天空的星晶莹,

水里的星凄清,

都睇着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闪流星,

水里的星向我涌流,

天空的星向我驰奔,

呵呵,我要捧着双星,

光灿地飞腾!













艾芜1926年发表的这首诗,距现代白话诗诞生不过6年。现在看来,也是写得相当不错的自由诗。

艾芜这首作品发表时,后来的国歌作曲者聂耳已入学云南联合中学,惜艾芜未能有机会与聂耳相识于昆明。假如他们相识了,假如聂耳喜欢他的这首诗,几年后,聂耳在上海发展时,这首诗经他谱曲,是完全可以成为某部电影、某部话剧插曲的。不要以为聂耳只写革命歌曲,我听过田汉词、聂耳曲的《梅娘曲》:“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抒情得不得了,好听得不得了!

人世间一切都不能假设。所以,富有诗人气质的艾芜虽还要写诗,有的诗后来也发表过,得到过稿费,但他文学发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抒情,而主要是讲述他熟悉的底层人物命运的故事。

从1925年秋天到1927年春天,一年半的红十字会打工生涯就要划上句号了。550个忙碌的黎明,550个疲惫的黄昏,550次太阳出来,550次月亮东升,艾芜又要远行了。

在昆明期间,他因投稿而结识了一些文学青年,有了交流文学梦想的对象;他与朋友曾很浪漫地躺在坟坝里,望着天上的星星,饮着浇愁的杜康,对逝去的人们演讲着他们理想的社会;他有过暗恋,有过暗恋的失恋,有过失恋失意导致心理失衡差半步就跳进翠湖长眠的瞬间;他有过工余读英文夜校的奋发,期望能被推荐到香港大学深造;他还利用假期,与朋友到乡村进行义务教育;他也曾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并欲上台演讲,却因身着杂役工作服而被人当作扒手推开……

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多面的立体的不假修饰的生活,锻练、磨练、训练和考验着未来的大作家艾芜。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艾芜出发南行,向着云南之南茅草地、向着缅旬仰光。

依然是简单的行囊,行囊中多了几本好不容易省出钱来购置的英文夜校的教材:原版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凯撒大将》等,身上更多了一个具有艾芜特色的佩饰——一根麻绳拴着墨水瓶如项链般悬于胸前,随着南行的脚步,贴着他的心脏跳动着;瓶中的墨水将源源不断流进他具有个性思考的笔尖,记下原生态的南行素材,记录文学化的底层人生,为中国文学史写下不可或缺的一个章节。

迈开双脚,继续南行,从茅草地再奔向远方

为核实艾芜继续南行的路线,我寻到1996年4月《四川文学》前副主编谭兴国签赠我的《艾芜评传》。他对艾芜的此番南行,有一段较为生动的描述:

“这一个多月的旅途对艾芜一生和他的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好像在他后来作品里所写的环境里旅行,结识了许多未来作品的主人公。他有时和沿途的小贩、轿夫同行,有时又独自走在渺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夜里,或者住宿在江风吹打的小客店,或者到古庙里陪伴山神;而最有趣的莫过于在露天里和马头哥们挤在一起过夜。那时,有不少马驮子往来于滇缅之间,他们从中国运去土产,运回洋货。他们结队而行,每个马头哥赶五匹马,一匹系着铃铛的老马在前面带路,后面的马群便有秩序地跟随前进。他们走着,唱起山歌,唤醒沉睡的群山,消解了旅人的寂寞和恐惧。一到晚上便寻找一个较为宽敞的地方,把马和货物分置开,围成一圈,在中间烧起火塘,埋锅造饭。艾芜跟着他们,既不怕山林中的猛兽,也不担心剪径的强人,围着火塘过夜,还能听到他们讲述许多传奇般的故事。”













一个多月的旅途,使艾芜获益匪浅。从滇到缅的奇异风光,从眉清目秀、身姿妙曼的傣族姑娘到腰悬长刀、面恶心善的景颇汉子;赶马的马头哥,流浪的卖艺人,抬滑杆的苦力,坐滑杆的生意人;黄果树下的集市、芭蕉丛中的茅棚;风雨中的跋涉,烈日下的赶路……

到八莫寻工作无果,经人介绍又折回到茅草地。

茅草地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二个驿站,在茅草地是半工半教——白天在客店当杂工,晚上无偿教老板几个子女读书。白天,他打扫客店,接送客人,打扫马粪,工作并不比在昆明轻松。晚上,他教老板子女读书,付出的精力也不逊于在昆明学英文。但,好在总算暂时安顿下来了,暂时不再飘泊了。

命运之神总在磨练和考验着他的耐受力。刚到茅草地不几天,他就病了——打摆子(疟疾),病得不轻。艾芜在赵家客店里,在盛夏,经历着寒来暑往、时冷时热、时痛时颤的病疼折磨。为有口饭吃,有张床睡而咬紧牙关,下着苦力、扫着马粪、教着娃娃……

那时,艾芜在艰难困苦中寻找着人生的路。就是他从昆明到八莫再回到茅草地一个多月行程的所见所闻所感,就是他拖着病体在茅草地长达5月之久顽强谋生的所历所见所感,就是这些得天独厚、与别的作家不相同不相似的独特而奇异的生活素材,孕育着他胸中已受生活之精的名著《南行记》的胚胎,成就了《南行记》中的代表作品和主要作品,为中国文学史奠定了流浪文豪的地位。

艾芜又要南行了,要经八莫到仰光继续拓展新天地。到仰光后,他更积极地参加马共(缅共)的革命活动,直到1931初因国民党当局插手,艾芜等4名共产党员被英缅当局驱逐押解回国。

艾芜在上海见到老同学沙汀,由他起草、沙汀修改润色,两人共同给鲁迅写信求教。鲁迅给两位青年作家的回信,成了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研究资料。于1933年编成、1935年出版的《南行记》,宣告一个职业作家的诞生。

向工作忙无时间读完艾芜《南行记》以及《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的文学青年建议,首先可以精选阅读《南行记》代表作《山峡中》,最好再选配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代表作《卡门》一起研读,看看中法两位作家笔下的底层流浪女子:野猫子和卡门这两个文学形象是如何的鲜活灵动,光彩照人——一个自然具有中国的韵味,另一个无疑洋溢着欧洲之风情……

行文至此,我的耳边依然萦绕着那一支歌:“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作者简介



徐建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名誉会长,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工人日报社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