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2021年6月26日，作家李一清先生因病逝世。我未能去南充吊唁，也未曾为他写过一篇短短长长的怀念文字。一是因缘分未到，虽都同籍南充，却始终未能与他见面交道。《被告山杠爷》让他一举成名时，我尚在学中，只从父亲等人的交口称赞里知道了这个乡贤。二是他的作品我几乎没怎么读过，知其文方能论其人，出言清浅，甚或过之，还不如缄默，想着总有机会和他见面，总有缘分让我读他的作品。岂料他去得如此匆遽，而我又在他走后的两年多，才有机缘得读这部《木铎》。
4月30日，在由大邑到成都火车南站的动车上，我看完了《木铎》的最后一章。深感李一清先生的文学价值和影响，被低估了。这部有着强烈的大河小说气质的作品，充分显露了李一清乡土和家族叙事的强大野心，尤其在以嘉陵江这条“大江大河”为文学叙事的主线构造上的开创之功，值得重新评估。
就我的阅读视野所及，以嘉陵江为背景的文学叙事，尤其是大河小说架构的作品，这些年虽然涌现出了不少，但从叙事的时代纵深、视野的宏阔、人物命运的奇崛波诡、人物性格塑造的复杂及其叛逆，尤其是作家寄托于语言的情绪和思想张力，《木铎》可称上乘。经由《木铎》所树立起来的嘉陵江文学叙事高标，将激发更多“同饮一江水”的后来者，潜入时代的“大河”深处，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木铎》更像是李一清给自己的文学命运敲出的隐喻之声：尽管所有人都逃不过“身后寂寞”的命运，但只要有《木铎》在，只要有他通过《木铎》敲出的隐喻或预警之声，他就能在少数捕捉到这样的隐喻和预警声音的后来者内心中“活过来”，并且“活下去”。实体的“木铎”装进了匣子，但无形的“木铎”仍在随这个时代传衍。木铎声声，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
小说中的里镇里村，在地理上大约接近于今天的南充市嘉陵区里坝镇。这个镇地处南充市嘉陵区、遂宁市蓬溪县两县区交界处，东至集凤镇，南接新庙乡，西与蓬溪县新会镇交界，北靠三会镇，距嘉陵区城区36公里。和所有逐嘉陵江水而居的城镇一样，这里从晚明开始就有族群聚居。六七百年间，迁徙而来的人在这里繁衍为族，又慢慢析化为更多的氏族，直至发展成为人口众多、水上交通和贸易繁荣的城镇。
城镇既具，则爱恨即生、恩怨即有。李一清借助于实体的里坝，或者综合了嘉陵江两岸众多村寨的历史，为李氏家族在嘉陵江两岸数百年的繁衍传承，以及繁衍传承下的爱恨、恩怨、情仇进行“大胆想象，细心补缺”，以小说的方式完成了他这一脉李姓的家谱书写，也完成了对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追问，使基于个体生命追问的文学叙事，有了群体共享的价值。
从地图上看，里坝镇更像一个穿着明制或清制传统服装的尊者，在率领族人翩翩起舞
从地图上看，里坝更像一个穿着明制或清制传统服装的尊者，在率领族人翩翩起舞。那是劳作后的族群放松，也许更是家族祭祀时对丰年的祈祷。帅舞也是敲响木铎的另一重预警意象。从舞者纤细的腰身来看，里坝的图像或许正暗合了《木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身为女儿身、性则男儿性的祖母葛来凤。
《木铎》最大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塑造了这个具有极强生命韧性而又极有主张和见识的祖母形象，她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木铎”敲响者和家族领舞者。在男性主导的家族事务中，她发挥的实际作用，尤其是对祖父、父亲两代男性性格的改造及其最终命运的塑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因此，从这一视角来看，与其说《木铎》是一部以男性性格命运塑造为核心的大河小说，不如说《木铎》是一部李一清以深情细腻的文字，为家族中这个伟大的女性树碑立传的大河小说：当我们在看惯了大江大河面上的风浪后，绝不能忽略影响大江大河走向的面下潜流，这股潜流，正是女性阴柔之力的文学隐喻。
所以，作为“木铎”叙事的代言者、家族领袖芝长公，很快退出叙事中心。即便是七公和宽叔这样的长者，也是在“木铎”声中时隐时现。真正伴随“木铎”始终的，只有祖母。
李一清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野心”，在于他成熟地驾驭了对以嘉陵江这条大江大河为背景的阔大时空关系下、人物及其命运交叉交替因果的娓娓陈述。从一世祖到作为父亲的“他”，几百年的历史，时间跨度从清康熙三年到解放战争，其间里村人经历的时局更替、家族繁衍、婚丧往来、战乱匪患以及细处的探亲访友、感情纠葛，高处当简则简，近处当繁则繁；快时一扫而过，慢时帧帧细描，深得化繁为简、工笔细描的妙法。尤其是对嘉陵江四季壮景的铺陈，具见李一清对嘉陵江体味之全面细腻和不离须臾的深情。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以“木铎”的家族预警意象为主线贯穿起来的家族宏大叙事，并没有遵从或屈从于壮阔、伟岸、正统、荣光的“荣耀”传统，而是充满叛逆地写一代又一代人的懦弱、彷徨和随波逐流，真实的人性再现旨在揭穿家族“荣耀”叙事的“虚伪”本质，使祖母对两代人性格改造和命运塑造的努力更显真实性，也更具说服力。而她对“二先生”命运终局的不甘，也就有了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仅就这一点而言，李一清的“野心”更是这个时代对家族荣耀叙事“私心”的一次拷问。
另外一方面，李一清并不忌惮于对时代的“贴身”书写与正面“强攻”。辛亥保路、抗日救亡，越临近父亲这一代人，他对祖母及其家族成员共同生活下的时局呈现，就越全面深入。他并不回避两代人在这个时局下的观念和认知冲撞，尤其是不同的命运选择：何为正义、何为歧途，时代大潮裹挟之下，多少身不由己，哪里有时间和机会让他们细思明辨，连“二先生”这样的智者，最后也不得不投老荒寺、不得善终。
趋老之年的李一清，在架构这部宏大的家族叙事和乡土叙事相杂糅的作品时，并非是刻意“叛逆”的。他满怀忧伤的叙述情绪主导下的家族叙事，是顺应内心对“为尊者讳”不如“为尊者悔”的强大认同：每一种人生都没有重来一次的选择，家族叙事的意义正在于，将祖辈的命运真实地呈现给这个时代，以为后来者所殷鉴。
如果说这也算李一清的“野心”，我认为这样的野心，才是作家最有价值的“良心”。李一清以“良心”写作，交出了他对家族叙事炽热的诚心，和对未来殷鉴的“忠心”。我看懂了他的“野心”，也认可他的“忠心”，最后，也深谢他的“诚心”，惋惜他因过度交付而盛年病逝的“良心”。
我注意到《木铎》和王安忆《流水三十章》《纪实与虚构》叙事和主题气质的相近性。王安忆的这两部作品，有极强的家族叙事特征和自传性质。《木铎》似乎杂糅了这两部作品的主题取向和叙事特征，尤其是在语言的驾驭上，有很强的相似性。
《流水三十章》用剖析人心理活动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女人从襁褓之中到而立之年那好似流水的生命的历程，不仅能看到一个女人心灵的轨迹，而且还能看到那一段特定的历史岁月；《木铎》对祖母生命历程的细描，也是流水式的，其中对祖母内心活动的深入剖析，几乎和《流水三十章》是一致的笔调。《纪实与虚构》则更像《木铎》的文学取向，家族的迁徙或许是纪实的，而祖母及其几代人的命运则多为虚构，这其中便隐含着李一清对王安忆小说创作观的高度认同：小说诚为虚构，但却能以虚击实，甚至滋生比现实更深刻的东西。或者，更进一步说，读完《木铎》，我们已经看不清小说“纪实与虚构”的具体界限了。
从这样的主题取向和叙事技巧来看，李一清通过《木铎》，已经展现出接近于或比肩于王安忆这样的小说大家的创作水准。以《木铎》为代表作的李一清文学创作价值评估需要重新确认，原因或正在这里。
仅以此纪念离开我们即将4年的乡贤李一清。但愿这篇迟来的文字，能聊补我未能早些认识他并与之交游的遗憾。
（《木铎》，李一清著，作家出版社，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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