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赵匡胤经过4年“建隆”朝的励精图治，政权逐渐稳固。他打算按照封建王朝惯例进行改元，他从宰相赵普等人拟定年号中选中了“乾德”。
“乾”字在《易经》中解释为天、为君、为父，乾德自然就是赵匡胤作为君父天子，德行普照天下，事业蒸蒸日上。乾德三年（965），北宋灭后蜀。就在这年，后宫有宫女给赵匡胤献上了一面铜镜，刻着“乾德四年制”。大吃一惊的赵匡胤不明所以，拿去问赵普等人，也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还是工部尚书窦仪见多识广，回复说：“伪蜀用过此年号。陛下您问问后宫人看看这面镜子是不是蜀地战利品。”赵匡胤虽然心头疑窦解开，但自己很满意的年号被一个“僭伪”政权给抢注了，心中多少有点不快，公开感叹：“作宰相须是读书人！”——明明白白是在骂赵普这家伙没文化了。
在封建时代，年号制度往往和正朔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统、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纪始元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
按照封建王朝惯例，每当新君即位时，都要确立一个新年号，是为建元；而当君主用腻一个年号下令更换，是为改元。由于年号被视为国家君主福祚的标志，故而务必选择吉祥好口彩字词。正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古代封建王朝给后世留下了花样繁多的年号。
按《辞海》的统计，如果把各种杂七杂八的小朝廷、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都算上的话，中国古代一共使用过911个年号，其中正统王朝使用过的年号大约是310余（根据对正统王朝的认定有出入）。在这些年号之中，汉、唐、宋是年号“大户”，能占到年号总数的约四分之一。
由于年号和政治紧密相关，表达帝王追求国泰民安的愿望，所以虽然几千年来年号纷繁芜杂，但还是有一些蕴含神圣、长久、开创和盛大的字，如“天、永、建、大、太、元、延、乾”等成为年号选用热门。
理论上，改元是皇帝彰显自己权力的行为，想什么时候改，改几次都是自己说了算。不过，当改元和年号形成制度后，其实也存在一些公认的潜规则。一般的，确定了改元之后，朝廷会尽量将现有的年号用到当年结束，隔年再改用新年号。按照传统解释，这被称为“不忍一年有二君”。特别是到了一世一元的明清两代，一年之内使用两个年号的案例仅发生过一次：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明神宗去世，朱常洛继位，确定改第二年为泰昌元年，但他仅在位一个月就病逝，太子朱由校继位后按惯例也要改元使用自己的年号，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规定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光宗的泰昌元年，隔年改为天启元年。
明清之前的帝王在改元问题上比较随心所欲，比如西晋惠帝司马衷，公元304正月改“太安”为“永安”，七月改为“建武”，十月复用“永安”，十二月再改为“永兴”。创造了一年四易年号的记录。即便是一代雄主元世祖忽必烈，也曾干过在中统五年（1264）五月就下诏将本年改为“至元”的事情。
古代帝王不仅在改元时间上比较随意，改元的理由在后人来看也是五花八门。不过最常见的就是政治变动，比如新君登基。诸多政治活动也都能成为改元的理由。
由于改元本身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使得它有时候也会成为统治者内部残酷斗争的象征。唐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就是如此，受宦官挟制的唐文宗不得不宣布改元“开成”，以示对宦官反政变的承认。
（据《国家人文历史》 李思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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