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要被提拔，基础的是位置，基本的是经验；重要的是年龄，必要的是空缺；想的是不出事，关键的是实绩。
《川报观察》客户端·廉政瞭望记者 李天悦
郡县治，天下安。拥有执掌一县的履历，不做事无巨细的“七品芝麻官”后，县委书记的下一站，能否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多升任党政要职，或执掌城市新区
执掌一县后，官员去向有无规律可循？《川报观察》客户端·廉政瞭望记者在我国东、中、西部选择了江苏省扬州市、江西省南昌市和河南省许昌市，四川省遂宁市和云南省保山市五地所辖区县，按一届5年倒推，梳理出了2010年1月时任县（市、区）委书记的30名官员“下一站”履历。
结果证明，县委书记无愧于含金量最高的正处级岗位之一。首先，经过块上工作历练的他们，熟悉基层情况，更具全局观念，通常较易升任，且升官后主管部门颇为重要。
《川报观察》客户端·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在30人中，从当时岗位“直升”副厅级职务的有17人，占57%。而经过短暂调动，最终升到副厅级及以上的5人，二者相加达73%。
1971年出生的费高云就是其中典型。2011年7月，他从江苏扬州仪征市（县级市）市委书记“跨市调动”到南通市，任市委常委、通州区委书记，不到2年，他就完成了再转岗（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再跨市（调任常州市委副书记）等角色转变。2014年1月，费高云“4年连升两级”，当选为常州市市长。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22人中，有14人转任（或过渡后转任）市委常委或副市长等要职。如时任许昌县委书记王堃如今已任许昌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国土资源、城建、交通等部门。多名县委书记升职前，还被安排短暂出任市委、市政府正副秘书长，以便熟悉工作。
其次，一些县委书记平级转岗后，个人仍会受到优待。如扬州市宝应县原县委书记林正玉2010年1月离任，履新市委党校党委书记不到3个月，就被明确为副厅级。而这一“优待”，其党校的前任并未享受。
类似的还有2011年9月，离任南昌市安义县委书记刚两月的黄俊，被任命为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副厅级）。
事实上，市上重点打造的各类新区（园区、开发区），也成了县委书记“扎堆”的地方——30人中，至少10人离任县委书记后曾到新区任职，不少人高配副厅级。
四川某市新区纪工委人士解释称，“新区”的特点就是“新”，建设项目多，协调任务重，维稳压力大，制度还不健全，人员还在磨合，当过县委书记的干部来，能“压阵”，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第四个特点则是，随着更多地方推行县委书记由省委组织部“直管”，跨市、省市交流任职开始涌现。30人中，就有4人摆脱了市内交流的模式。除费高云外，云南保山市普宁县委书记普朝辉也是一例。他卸任县委书记后，赴红河州任中级法院院长，现为省政府副秘书长。而南昌市兴义县原县委书记胡敏更由政界踏入学界，现任南昌工程学院副院长。
30人中，8名县委书记未升任，则有多种可能。如2010年任南昌市湾里区党委书记的戴晓明，如今任市发改委主任这一要职。
对时任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而言，原因是确定的。2010年1月，他因贪腐落马，后因受贿近4000万元获刑死缓，下一站只能在监狱度过。
2011年5月，南昌市三大主城区区委书记分别被调任部门（管委会）副职，被指有人或与汤案有所牵连。此后不到1年，原为南昌市青云谱区委书记的熊桂金就因严重违纪被查，并因“192次受贿”等，领刑17年。其中不少劣行涉及其任区委书记时。
哪些因素会影响提拔？
与上述县委书记“下一站”总体特点相比，具体到个人，其所在县的分量，个人的不同条件，甚至突发公共事件等，都会对其仕途造成影响。
“基础的是位置，基本的是经验；重要的是年龄，必要的是空缺；想的是不出事，关键的是实绩。”曾任县委书记5年的王帆对《川报观察》客户端·廉政瞭望记者总结。
这其中，“位置”即所任职区县的分量。一般而言，执掌“大县”，在职务升迁时更有优势。“一是政治地位，如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有些人一去，就意味着迈入提拔的门槛；二是经济体量大，对财政贡献大的；三是重点发展地区，如新区和一些拥有国家重点项目的地区；四是当地发生紧急情况后去‘救火’的，干好了很可能提拔。”王帆说。
不过，如今少数市委驻地的区县主官稍有尴尬。一名区级领导曾告诉记者：“如今财政由省上直管了，土地卖完了财力也很有限，建新区时也分了三分之一区域过去，市委市政府很快要搬迁，我们已经连续三任书记没升上去了。”
县委书记如主政过多个区县，也将对其仕途加分。现任县委常委的刘宏宇曾看到过一份文件，规定副厅考察对象应至少拥有两个区市县党政正职经历，体现对“主干线”的重视。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在上述升任的17人中，多人符合上述条件，如蔡全法在任许昌市人大副主任前，就历任该市襄城县县长、禹州市（县级市）市长、市委书记。
当然，并不是所有资历深厚的县委书记都能被重用，年龄也是一个“坎”。“我们原来规定，正处级满52岁不再提名为市委常委或副市长，现在虽说不唯年龄，也只是适度放宽，而且要有突出的业绩。”
刘宏宇还表示，县委书记的年龄“天花板”现象值得重视。“多数人从普通公务员做到县委书记已40多岁，干几年，50岁上下升任副厅已是上佳安排。在他眼中，还是既有年龄优势，又在职位上‘小步快跑’的县委书记更有竞争力。”
地级市所辖区县多少，对书记的仕途亦有影响。“区县少的，县委书记一职的含金量更高。如市发改委主任、财政局长，也愿意下来当书记。”刘宏宇说。而上述30人中，扬州六市县的5名“一把手”转岗即获升，南昌九区县书记转岗时无一晋升，或是一证。
县委书记要升任，“职位有缺”，自然是必要一环。王帆介绍，除了换届时，超龄和调走的腾出名额外，届中也有增补，省直管后，也有更多可能，不过，个人被选中的概率不高。他曾见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不愿过早到市政协任副职，后来苦于没有空缺，只好辗转于几个部门正职岗位。如今过了50岁的王帆，想的是先解决级别，此后再看能否“重回火线”。
除了落马，任内发生重大事件造成不良影响的，县委书记仕途也很不利。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处置不当的县委书记王勤就被降级。而在前述30人中，已到龙陵县任书记的“70后”杜春强，因在腾冲任常务副县长时，该县违法批地被国土资源部通报，杜也被保山市纪委监察局记大过。如今，他平调市级机关任职。
“组织考察时，对这些非常看重。”王帆记得，有一名县委书记甚至因为县上处理开发商与业主冲突不当，引起反映，没能通过考察。有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县领导在任期中后期，对安全生产、维稳等抓得更紧，在王帆看来不无道理。
“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实绩。”一名现任县委书记陈才说，现在考核虽然不唯GDP了，但GDP毕竟是最直观、可量化的评价方式。根据省上定的分类考核办法，当地被定为“重点开发区县”，经济发展仍是重中之重。
“每年的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挂钩，这就树立了实绩导向，总量、增速，这些东西拿出来能服人。”陈才不讳言，现在招商、项目等，都是他在推动。
而上述30人中，由云南昌宁县委书记交流提拔到红河州中院院长的普建辉或是一例。论在市内地位，昌宁不如腾冲、隆阳突出。普升职公示时，组织专门列出其工作实绩。其中不乏“推动新型工业化，夯实交通、水利、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描述。
警惕“仕途陷阱”
当上县委书记，为升迁增添了极重的砝码。但有少数人却为升官不择手段，掉入“仕途陷阱”。类似例子在县委书记贪腐案中并不少见，其作案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
2009年10月落马后，引得群众舞狮的湖南道县原县委书记易光明，就涉嫌“跑官”，这一过程中，其弟易光伟充当“经济人”。跑官的12万元，就是易光伟介绍的工程老板孝敬。
“我为官狂”，还可能拉低当事人的智商，曾任河南栾川县委书记6年，将其从贫困县发展为富裕县的张献会，就着了骗子的“道”。2006年前后，张献会认识了自称在京很有背景的许公民，能帮他升到副厅级，张于是索贿60万元给许作为“买官经费”，却石沉大海。
经此打击，张献会还不死心。“要定了副厅级”的他，决定“公款买选票”。
就在这年夏秋之际，张献会为争取副厅级实职，先后3次侵吞公款11万元，用于买购物券，给有投票权的人。包括7家医院有投票权的人员，及洛阳市市委、人大、政协有投票权的人院等，张最终被判刑17年。
同样想到这一招的，还有该省淮阳县原县委书记任连军。他甚至成立了贿选“领导小组”，竟一度得逞。但2012年7月初，履新周口市政协副主席不到2月，任连军就被“两规”。
据透露，任连军派出包括两名副县长在内的6人成立“贿选领导小组”，共从财政局划走了200多万元到县委办账户，随后向周口八县一市两区的200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行贿，平均每人1万元。
有时，官员掉入“仕途陷阱”，并不只为升官。如时任四川达县县委书记陈光礼，2007年换届时未获提拔，希望调任成都或回家乡绵阳任职，就收受老板唐某“借”的300万元。
而黑龙江明水县原县委书记吕岱行贿时任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则意在坐稳县委书记宝座。2001年3月，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得知马德也进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后，马上给妻子打电话，让其带5万元火速进京。自然，上述当事人都难逃落马。
对避免落入“仕途陷阱”，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指出，县委书记要正确看待进退流转，做好本职的同时抵御住歪风的侵袭。此外，组织上也需按照“好干部标准”，构建让“有为者有位”的科学、透明的用人体系，不断增大‘群众公认’在其中的分量。
毋庸讳言，选人用人不透明，也是贪官掉入仕途陷阱的一个客观因素。“比如现在提拔干部，公示实绩和媒体报道中，都说的是他的‘绝对优势’。希望有一天公示时可以说明，与其他候选人比，他的相对优势在哪里。”有专家这样告诉《川报观察》客户端·廉政瞭望记者。
本文编辑：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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