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源

电影《吾爱敦煌》开始于“敦煌女儿”樊锦诗的旁白：“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在她缓缓道来的讲述中，整部电影显得极为克制，却充满了坚定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如同天边孤悬的弯月，不受世事的喧嚣干扰，平静安宁地将银色光辉洒满莫高窟。它伴随着樊锦诗在1963年来到敦煌，于西北黄土中，从花样年华的24岁，干到满鬓斑白的73岁，彰显“择一事、爱一人、终一生”的职业操守与人生价值。

线性讲述故事 再现艰难历程

“敦煌女儿”的故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导演的线性叙事下，樊锦诗接受组织安排，从上海千里迢迢前往需要她的敦煌，并不顾舟车劳顿，从柳园火车站步行20多公里到达莫高窟。

在生活中，樊锦诗不得不面临和亲人两地分居的艰难境况，即使樊锦诗的爱人彭金章后来从武汉来到莫高窟，子女也前往兰州求学，以至于被同学怀疑他们没有母亲。

在工作中，她也面临各种困难：一方面是工作环境的恶劣，用敦煌研究院修复师李云鹤的说法是：“从洞里清沙子。”每天都在充满黄沙的阴冷洞窟中辛勤劳作，鼻炎和风湿成为这群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职业病；另一方面，是工作的设备简陋，尤其是考古测量基本靠手绘，导致精度不够被出版社退稿处理。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艰难的历程，都被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敦煌人逐个破解。但是，正如片中樊锦诗所说：“我要面对洞外的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莫高窟的守护变得更艰难复杂，不仅局限在“洞窟内”，更在“洞窟外”。

时任第三任敦煌文化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面对入股、上市、证券化等外部经济诱惑，不为所动，坚持原则，积极利用数字手段减少洞窟内碳含量，尽最大努力保护文物，坚持“把莫高窟保持在我们最早看的样子”的文物保护初心。

细致打磨角色 真实还原人物

《吾爱敦煌》中的“吾”正是樊锦诗，她是故事的主角，也是贯穿电影的主线。导演对她的打磨极其细致，利用“变与不变”，真实还原人物。

在“变”上，利用剧情发展，首先，是职位的改变，担任敦煌文化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不仅是考古工作者，更是整个敦煌研究院的领导，有更多的“洞窟外”工作等着她。

其次，是时代的改变，在上世纪90年代后，莫高窟从以前的鲜有人知，到旅客不绝如缕，樊锦诗必须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保护石窟。

最后，是科技的转变，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莫高窟文物保护是利好的消息，但如何做出调整与升级，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不变”上，真实还原人物，显得有血有肉。樊锦诗首先坚持自我，拒绝为了发展经济而实施破坏性开发。为此，与旅游开发公司代表大吵一架。

其次，是坚持对外科学开放。在她看来，保护是一方面，让世界了解敦煌是另一方面，所以必须建设数字中心，让游客了解莫高窟的故事，感受佛像与壁画的建造过程与历史典故。

最后，是坚持文物保护初心。樊锦诗认识到保护莫高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程。她带领团队，绘制球型剖面图、病害示意图等。紧跟时代，用电脑建立数字档案，试验保真技术，永久保存图像资料。

叙事伏笔勾连 电影寓意表达

在《吾爱敦煌》中，导演的拍摄是伏笔暗埋、巧妙勾连，显得电影叙事完整丰满。

彭金章来到莫高窟，给樊锦诗递上酸奶，旁边的儿子说，父亲才开始做酸奶时，他们试吃直接拉肚子。这侧面反映出彭金章为支持樊锦诗，即使笨手笨脚带娃也不说出任何怨言，只是吸取教训继续承担家庭责任。

身为敦煌文化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出门办事，无论是单位开会，还是去省里反映情况，包里都装着丈夫自制的酸奶，体现出丈夫支持她守护莫高窟的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她做好后勤工作。

故事结尾，樊锦诗呼喊几声“老彭”，都没有得来丈夫的回应。电影画面下方，酸奶机没有开启，酸奶瓶空空如也，这预示着丈夫的生命走到了终点，以至于没法做好后勤工作。

同样的，导演的寓意表达也是诗意盎然，意义深远。

在樊锦诗前往省会反映过度开发景区的问题时，画面出现了一只鸟，正奋力在冬季的狂风中挣扎飞翔。这是“敦煌女儿”面对发展裹挟的真实写照，哪怕被人嘲笑是书生之举，也坚持文物保护的职业操守。

更令观众动容的是围在樊锦诗脖子上的那条红围巾。在她青年时，这抹红与敦煌漫天的沙土，以及暗黄的土地形成鲜明对比，寓意着她将所有的青春之火播撒于此，试图用文物保护人的热情，重新唤醒这片古老沉寂的土地。在她年迈时，这抹红与花白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远处是修缮复原的莫高窟。

这正践行了她的誓言，正如电影最后的文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一代莫高窟人为了文化的世代遗存，真正做到了奉献自我，追逐自我，成就自我，无愧是“敦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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