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启

今年是武汉大学建校130周年，《珞珈诗派》丛书第二辑由李少君和陈作涛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黎衡、王悦笛、述川、张朝贝、陈翔、张小榛（女）、午言、姜巫、赵成帅、康承佳（女）等从武汉大学毕业的10位青年诗人的诗集。

新世纪以来，武汉大学出身的优秀诗人还有很多，如李越、王家铭、陈〇、迟牧、冯冬顺、杨金翰和李继豪等，丛书不能尽数收录他们的作品，但选取其中10位，以展示年轻一代“珞珈诗派”的活力与风貌，仍有窥斑见豹之效。现任《诗刊》主编李少君曾说：“珞珈山是诗意的发源地，诗情的发生地，诗人的出生地。”这10册诗集，也是对这座盛产诗人、作家的中国名校130周年的一份独特献礼。

这些年，“珞珈诗派”的诗选与丛书不断问世。从2016年开始，《珞珈诗派》就定期出版诗人诗选（每年一册）并同时推出丛书（诗人诗集）。

2017年，《珞珈诗派》第一辑推出王家新、邱华栋、李少君、李浩、车延高、陈勇、汪剑钊、阎志、黄斌、洪烛、李建春等人的诗集（外加一册旧诗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9年，《常春藤诗丛·武汉大学卷》推出汪剑钊、阎志、李少君、远洋、车延高、李浔、邱华栋、张宗子、黄斌、洪烛等人的诗集，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珞珈诗派”，这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活跃在武汉大学的诗人群体，不仅没有因为历史的久远、世道的变化而隐匿尘世，相反，在一代一代武汉大学出身的诗人的努力下，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为这个时代提供了诗人、诗歌如何存在的一种独特样本。

时至今日，这个词与其说指向某个特定的诗人群体，不如说它是一个文学传统。这个词是一个既有历史内涵、又以当下的活力在向未来开放的概念。这个词包含着珞珈山自1920年以来现代文学传统、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情及新世纪人们对文学和诗歌的新的想望。这个词也吸纳着这个时代的丰富、复杂的现实经验和诗歌技艺，所代表的写作群体，也试图在珞珈山悠久、深厚的文化渊源、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更有价值的文学风景和诗歌美学。

在王军、陈勇、单子杰、李少君、孔令军、黄斌、张静等“老”的“珞珈诗派”代表诗人之后，珞珈山上的诗歌脉络始终没有断绝，浪淘石文学社、倾城诗社等学生社团总是能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诗歌写作者。

新世纪以来，武大的学生诗人一拨拨地涌现于诗坛。平生、贺念和陈群；刘奎；李浩、黎衡和朱赫；袁恬（女）；王磊；王琦（女）；韩伯啸、董金超；赵成帅、王家铭；海女（女）、张朝贝……以及如今《珞珈诗派》第二辑的这些诗人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代诗坛注入了新鲜与活力。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本科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首先是读书人，是勤勤恳恳的好学生；不是安分守己、只顾在学校取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对人生的关切、对自我生命的审视和思虑；他们有对文学的爱好和热情；他们的写作有知识和文化的功底，不崇尚口语，倾向智性、抒情，追求技艺，文本多略带晦涩。

如果说他们的写作有什么特色的话，可以说有一定的“知识分子”特征。这不是他们故意追随、效法什么阵营，而是他们的青春、学识和才气使然。他们的写作连接着珞珈山的文化传统，又吸取着当代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资源。这种青春的书卷气、学府内对知识的渴慕，是武大年轻诗人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也使他们在校园时期打下坚实的知识根基，使他们还在校园里诗作就小有名气，使他们走出校园后很快就见出成就。

第二辑的这些作者，多数与我熟识。他们中出道最早的要数1986年出生的黎衡，最晚的可能是1997年出生的姜巫。他们年龄相差有10多岁，每隔10多年，武汉大学都有代表性的学生诗人，甚至每年都有写诗出众的代表性人物。“珞珈诗派”因为这些写作者而具体、真实，有着持续的文学创造力和在诗坛的影响力。每当我思想他们的时候，总是备感激动，他们真的对得起诗人这个称谓。虽然他们年轻，虽然我是他们的老师辈。他们身上有一种气质：以思想和行动来表现自我、表达人对世界的态度，他们活出了一个人应该有的人格与基于良知的真实。

黎衡毕业后，开始去了上海一家国企。这个工作一般来说应该让人艳羡，但暑假后不久，我便见他辞职返回武汉了。问他缘由，他说岗前学习太多，不想干了。就这么干脆。

平生酷爱诗歌和鲁迅，硕士毕业后考上国内一位研究鲁迅的名家的博士，这也是让人艳羡的去处。但一年后，他竟然退学了。问他缘由，他说不喜欢那个著名的导师。平生宁可去南方的报纸打工，也不读博士。几年后，他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的博士。

张小榛天资聪颖，思维独特，但这个女孩的诗作充满了现实关怀。她的《长江大桥上贴满寻人启事》，在我看来，是一首当代诗的名作。毕业后，她去了深圳的一家高科技公司。没想到，她后来觉得这家公司的科技开发是有悖于她所认为的生命伦理，果断辞职。

姜巫写诗是高手，但生活中低调、寡言、诚实、工作扎实到极致……

武大的这些年轻诗人，决不是吟哦几句美丽诗行、沉浸于个人的怀乡梦的书生，他们的“诗”，更体现在这个时代少有的正直人格上。

在珞珈山，这些年轻的诗人对我是一种激励。一方面，他们的写作所呈现出的新面貌，使我思忖何为诗；另一方面，他们充满勇气的活法让我思考何为人、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态度。

我作为大学老师，在自己的专业上很容易自足于被称为学术或哲学的“作为纯粹活动的思考”。我也看到自己有这样的危险：沉迷于一个叫作“专业”的封闭圈子，“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茫然无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诗歌若像阿伦特所警惕的那种哲学——“远离真实世界的东西”“绝对的自我主义”式的东西，那真的就应了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所幸，“珞珈诗派”的诗人的写作，不是这样。

这些年来，珞珈山上平生、黎衡、李浩、王家铭、张小榛、迟牧这些学生诗人，激励着作为老师的我。他们把诗写到了人格中。他们的生命是一场行动，他们那个整体的生命状态比一切诗歌文本更接近“诗”。他们在武大那几年写诗的生涯以及今天的生活状况，让我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何为启蒙》（1984年）一文中说过的话：“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

福柯说：“‘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写诗这一行为，同样对自身的“启蒙”，是对人、历史与世界的“批判”，在这种无限的“批判”中，我们可能走向“成年”。诗歌，毋宁说是一个动词，对珞珈山上这些年轻人来说，亦是一种态度、气质和有勇气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真的如此生活。这些是我面对“珞珈诗派”的新一代时最感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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