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玉
电影《吾爱敦煌》以“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作为人物原型，着力塑造这个典型人物在数十年艰苦卓绝的现实生活与人生中，与前辈、同辈、晚辈一道，致力于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敦煌文物的忠诚守护和坚定传承，高度赞扬了几代知识分子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影片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编导们在宏大而深邃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卓有成效地融入个体生命的亲身经历和深切感知。
影片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视角叙事，娓娓讲述樊锦诗自上世纪60年代初来到莫高窟，积极投身对文物、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编导有意识地将镜头对准莫高窟第259窟——一尊被称为禅悦佛的雕像进行艺术聚焦，这尊面带微笑和充满喜感的佛，有如一个丰富而深沉的隐喻，连续不断地闪现出樊锦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画面。
青年时代的樊锦诗，是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有志青年，也是一位充满些许浪漫气性的女性。跨出大学校门后，她带着简单的行囊，只身一人来到敦煌莫高窟。那个年代的莫高窟，由于深居大西北腹地，交通落后，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周围不是寂静无声的戈壁，就是杳无人烟的沙漠。这样一幅自然景象，在樊锦诗的情感和内心里，却别有一番浪漫的韵致。无论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是情心充满几分浪漫，都无法更易樊锦诗的人生志向。她坚信这里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一份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进入中年时代的樊锦诗，显得比以前更加忙碌而又格外充实。为此，影片展现出这样一些镜头：一会儿描写樊锦诗在陋室里细致地阅读，一会儿描写樊锦诗在资料室查阅资料或在莫高窟的现场进行问题的分析与探究，或静静地坐在某个角落对学术问题陷入深深的思索中，要么在一座座佛像前边走边看，要么在幽秘阴暗的窟里巡视。当然，也有对樊锦诗眺望远方的镜头描写，以此表现她对父母的眷顾、对子女的牵挂和对家乡的怀念。
老年时代的樊锦诗，虽然一头白发、满脸沧桑，但较之以前，更显出内心的淡定和灵魂的从容。特别是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以来，面对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经济市场的冲击，她承担着对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传承弘扬的重大任务，建立了“数字敦煌”数据库，撰写出关于敦煌莫高窟的长篇考古报告。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镜头叙事或描写，将樊锦诗的个体人生与莫高窟的深邃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揭示出生命个体对历史责任的担当。这既是一部生命个体的影像回忆录，又是莫高窟历史的启示录。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部影片运用女性视角进行叙事，通过对大量内心独白的描写，展现樊锦诗对理想与事业、爱情与家庭的选择和生命体验，无不显示出女性的美学特征。
第二个突出印象，是编导以创新性的影像美学表达方式，打破纪实与剧情的艺术界限，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真诚对话。
作为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电影艺术，主创人员自始至终以真人真事作为艺术标准，尽力做到人有其真、事有其实的纪实底色。同时，创作者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客观现实、人物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的有机整合及其审美表达，塑造出血肉丰满的“敦煌女儿”，从而抵达历史真实、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审美真实相互统一的艺术境界。
影片以樊锦诗为人物原型展开叙事，对她在莫高窟的人生经历进行纪实化的呈现。一方面，通过樊锦诗画外音独白的方式，讲述她1963年来到敦煌后的一段段历史往事；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留存下来的有关莫高窟文物工作者的老照片，以及纪录片片段，表现历史的真实。
在艺术影像的呈表上，注重写实与虚拟、描写与抒情的熔铸，达到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遭遇生活或人生困境的樊锦诗，来到老院长常书鸿的墓前，耳边骤然响起老院长的那番谆谆教诲：“年轻人，让自己成为一道光吧，照耀着莫高窟，这样的人生境界，大也，圣也。”这个声画蒙太奇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表现出一代代文物工作者对莫高窟的修缮和保护、开发和利用，从而在构图和影像上实现对历史真实的艺术化表达，展现出特殊的审美意蕴及价值。
除上述外，这部影片的不少场景重现了过去科研、修复工作的艰苦环境，也有不少场景反映了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易或艰难程度，对这些艺术场景的有效处置，既真切感人又符合历史情境。
在影片的结尾处，樊锦诗的出镜完成了当下影像的融入，扮演者陈瑾与老彭牵手散步的桥，镜头切换到人物原型樊锦诗从桥上走过，影像表层传达的是时间的更替，内里蕴含的是一代代莫高窟保护者的初心与坚守。扮演者与樊锦诗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的影像处理，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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