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这本书的内容,起自北宋范仲淹睦州兴学,收至民国夏震武在富阳兴办灵峰精舍。从书院的传统使命开始,以恢复书院的传统使命结束。一千余年间,这几乎就是中国书院走过的全部历史,杭州有幸,成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这个城市里,儒家和书院文化是它们共同的精神纽带。

用辩证的历史观,去看待历史上的这些人物以及事件,是我在这本书里想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张士信在西湖书院兴废历史中的作用,被我在这本书里予以了突出,目的正在于希望借此表明我辩证的历史观。张士诚张士信兄弟在短暂管理杭州期间,在文教振兴方面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张士信曾任西湖书院教习,深知文教的重要性,得知军队入驻西湖书院后,顶住压力,迁移军队,恢复书院,这样的善政使西湖书院很多珍贵的文献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值得肯定。

清朝年间,康熙乾隆两个皇帝一共12次南巡,杭州是两帝南巡的重点城市,其中的故事和传说资源非常丰厚。但是,在具体写作时,我还是作出了取舍:只将其作为书院及其人物故事的辅助线,而不是主线来写作。尽管事实上,他们对推动杭州书院的发展,发挥了“至高无上”的作用,但是,解读他们的书院发展及其文教政策的本意,我们发现,他们使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对书院教育予以重视,不外乎通过这些手段笼络江南士人,使其心悦诚服地归附,而并不完全出自于真心诚意发展文教、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的贡献,某种程度上,还不如那些为政在实的地方官员。这是我的历史观,也是我的取舍之道。

晚清及民国历史线中,对传教士在杭州文教发展中的认识问题及对夏震武的价值判断问题,也是我辩证历史观的一种。美国传教士裘德生在杭州办学的时间线,正是中国人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关键历史时期,出于对洋人的仇视以及西人“奇技淫巧”的蔑视,裘德生及王令赓在杭州的办学历史直到近年才被有心人发掘,即便如此,很多杭州老百姓,对这段历史也并不是完全了解。其中原因,显然并不简单,或许出于偏见,或许出于有意识的抵触,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端,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裘德生这样的传教士启蒙的。

而夏震武在就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时,因“庭参礼”而与教师发生矛盾,鲁迅更成为这场矛盾及斗争中的中坚力量。孰是孰非,今天看来,并不影响我们对夏震武后来兴办灵峰精舍的评价。但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因事及人的历史观,夏震武创办灵峰精舍的历史被淡视,我在这次讲故事的过程中,抛开“庭参礼”事件的影响,予以标出之,正是秉持的不因事废人、不因言废人的历史评价观点。

另外,我在这本书里尝试着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对部分儒家人物认知上的创新。如针对赵孟頫,历来突出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而对他作为地方官员,在振兴文教事业上的事功,或者基本不提,或者只是浅浅的一笔带过。在这本书里,我通过考察他在济南以及浙江儒学提举两任上的经历,围绕他的朋友圈,对他在杭州文教振兴上的成就给予了创新性肯定,尤其是他多次往返于大都与江南的经历,对南北文化交流及其沟通实际发挥的宗师级代表人物作用,进行了特别标明。我希望这个创新性发现,随着对赵孟頫研究的深入,尤其是他在杭州任浙江儒学提举近十年经历研究的深入,有更多实际成果涌现。二是对地方官员作为认知上的创新。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一个地方官要有所作为,我认为文教事业是他不能忽略的重要抓手。古今往来,凡是身后被民众感念的地方官,大都特别重视地方文教事业等民生问题。在这本书里,除了那些有影响力的儒家文化代表人物,我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官员群体,他们在治理地方时,以书院等文教事业发展为牛鼻子,为书院也为自己,赢得了千秋之名。他们很多本身就是具有很高儒学修养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构成了一个地区繁荣发展的另外一条重要的脉线。从甘士阶到张鹏翮,这一条脉线,是我认为的地方官作为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在这本书里特别要亮出来的关键人物谱系。

这次关于杭州书院和儒家文化的书写迫使我思考:究竟何为儒?“儒”字拆开,分别是“人”、“雨”、“而”和“需”四个字。“而”字作名词时,有能力、才能的意思。如此,连起来,我觉得,“儒”的意思就是,那些发挥自己的才智,为了人民的需要,成为人民及时雨的人。

以此考察,这本书中陆续出场的人物,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儒:翁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胡瑗、朱熹、辅广、黄幹、詹仪之、赵孟頫、吴澄、王守仁、洪钟、顾宪成、陆堦、袁枚、阮元、俞樾、章太炎、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