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维清 尤梦瑶 马嘉遥
芭蕾创新的历史实践
在广州芭蕾舞团最新舞剧《旗帜》上演前，在民族芭蕾的历史实践中，已创造出诸多意义非凡的作品，如《红色娘子军》（1964）、《白毛女》（1965）、《沂蒙颂》（1973）、《八女投江》（2016）、《闪闪的红星》（2018）等。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部作品《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成功将西方芭蕾语汇与中国民族身体形式改造、融合，赋予原本作为西方贵族艺术的芭蕾以在地化的中国品格，探索出民族芭蕾舞剧的创作道路。
芭蕾还有洋为中用的辩证性表达和务实探索。如《八女投江》在抗日救亡的主题中，保留古典芭蕾大段男女双人舞的精粹，同时语汇中融入地域性的东北秧歌元素，凸显8位抗联女战士所凝聚的东北人民的抵抗精神。此外，另一部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诚如导演赵明自述：“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段实现淳朴刚毅的中国军人形象和经典芭蕾舞裙的邂逅、契合。”是对芭蕾的创新尝试。上述优秀佳作不仅鼓舞人心，它们的成功也为芭蕾的民族化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为当代革命历史题材芭蕾舞剧的创作，拓展了路径。
循着这一实践的历史维度观看，舞剧《旗帜》作为近年又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芭蕾舞剧，通过序、广州起义、游曦畅想、会议召开、生死坚守、献身革命、革命“火种”、血色记忆、珠江“泣”血、最后的战争10个部分，讲述张太雷、游曦等人领导广州起义的历史。
“洋为中用”语汇再造
芭蕾属于世界性的舞蹈语言，是一种可追溯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舞蹈艺术形式。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程式化的通用语言。
在舞剧《旗帜》动作语汇“洋为中用”的第一层维度中，首先是大量运用古典芭蕾的技术性动作：如足尖、凌空跃、空转等。依据现实主义题材表现革命激情和战斗英姿的特定语境，使古典芭蕾的程式化技术动作之“能指”，得以被重新编码，从而赋予其艺术语言新的意涵和“所指”。例如在芭蕾的程式化技巧和足尖的运用中，能够结合不同情节，运用不同速度、力度的表现，为展现革命者复杂的情感、心理斗争而服务。
《旗帜》“洋为中用”的另一层维度，是在古典芭蕾的身体质感中，借鉴并融入中国当代舞风格的身体图式，非常大胆地进行两种风格舞蹈语汇的再融合。
例如在“会议召开”篇章中，男演员用芭蕾跳跃展现会议中的激烈交锋和不欢而散。女演员身着素雅旗袍，手持绣片，脚下的芭蕾动作配合上半身内敛的古典舞身段，将江南女子柔情似水的形象表现出来。
女医务兵洗衣舞片段中，利用衣架上的衣物作为遮挡，只露出小腿以下的部分，运用脚下芭蕾灵活多变的足尖动作配合群舞多变的调度，展现女兵医务班温馨活泼的场面，体现珍贵的战友情。
在“游曦畅想”篇章，游腾在此舞段中多次重复递进的阿拉贝斯表现心中的悲痛。在空间上，通过阿拉贝斯变形，快速将重心降至至一度空间。通过两个空间的骤然变化，提高舞蹈动作的质感与张力，突出人物的情感。跨越人物身份、场景和时空，表现了广州起义中不同人物的坚守，紧扣“旗帜”的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舞剧《旗帜》取消了男女双人舞在芭蕾舞剧中的核心地位，代之以三段男子三人舞进行支撑，描写剧中革命者最初同仇敌忾，到后期意见分歧的思想斗争。
在战斗场景中，从动作重心的变化来看，古典芭蕾那种自始至终飞升向上的重心原则已被一度、二度空间的低位重心所取代。这使得《旗帜》在芭蕾规范外，创造出具有当代大众审美意识的舞蹈语汇和身体质感。
除了舞蹈动作语汇的融合，编导还在舞台调度语汇上，放弃了古典芭蕾较为明晰、对称的线性调度和几何构图传统，代之以块状的调度与构图，形成另一种舞蹈语汇“洋为中用”的语汇形式改造。
宣叙并重的历史重读
《旗帜》在作品的内在形式——叙事结构上，也采取了与以往传统芭蕾舞剧戏剧模式不同的构造，代之以“宣叙并重”的方式，引领观众重读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广州起义这一重要的革命历史。
全剧分别从张太雷、游曦夫妇的视角，展开两条故事线进行叙事。前者展现战友日常生活的舞段，展现人物现实生活；而在游曦的想象空间中，大幅度的动作和大范围的调度空间，突出她对恋人的思念，增加了表演的戏剧性张力。
在“血色记忆”部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州充满腥风血雨，群舞大幅度的调度，展现着百姓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场景：伴随着一声声的枪响，调度速度逐渐减慢、范围减小，最后百姓一个个倒下。遇难倒下的人与慌忙逃难的人形成强烈对比，在动静对比中，只剩卖花女孩儿一人，这就是对历史场景的白描，是集中叙事的环节，也是情感的宣泄。
舞蹈通过人的肢体动作来抒情表意，肢体动作作为一种非文字语言，其叙事性较弱，对舞剧而言，以舞叙事极为重要。舞剧需要叙事，在叙事中，需要表现一些生活场景。舞剧《旗帜》中的女兵班洗衣舞，女兵们手端洗衣盆，将日常生活的洗衣动作美化为舞蹈动作，让原本充满高雅艺术气息的芭蕾舞蹈充满生活气息，真实展现女兵班的生活场景。
《旗帜》利用多维度的舞台空间叙事，将舞台分割成不同的时空，以叙事与抒情结合的方式，将现实情节空间与心理情感空间相交叠。舞剧的时空随着主角的内心世界展开跨时空叙事，不同时空中的人物呈现不同的状态，产生跨越时空的视觉冲击力，极大地增加了舞剧的张力。
《旗帜》作为精神符号的凝聚
96年前的冬季，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提前打响。在这次起义中，随着党旗的冉冉升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舞剧以“旗帜”命名，更以“旗帜”道具的多次出现为符号线索贯穿全剧。
例如义勇军们和战争中提着花篮的女孩儿屹立在红旗下方，而系着红领巾的小女孩手捧鲜花，站在前方深深地凝望着他们。
《旗帜》结尾段落部分，背景LED屏幕上在高楼大厦中放起礼花，戴着红领巾的当代小女孩和当年起义战争中的那个女孩一同坐在舞台前方，放眼未来。
红布条作为起义军身份的标志，传承着革命者们英勇无畏的精神。红领巾是红色的旗帜一角，作为一种特殊符号，凝聚着革命者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旗帜自始至终都出现在舞剧中，并和每一位角色产生呼应。
循着民族芭蕾创新的路径，芭蕾舞剧《旗帜》再谱红色颂歌。该剧在语汇形式上的积极探索，必然为我们认识民族芭蕾的正确开启方式，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作者简介
海维清，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尤梦瑶，四川大学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马嘉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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