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泉
一个人的时空挪动往往形成命运的变动。如果一生孤守一地，他的命运必然与周遭环境捆绑在一起，少有大波大澜、大起大落，有如一片树叶悄然无声地飘零沉寂。只有那些不安于现状、不屈从命定，敢于和善于瞭望别处、冲出夔门、闯荡江湖、矻矻以求的人，才可能挣脱原生地的束缚，不向命运低头，不向世俗认输，以自己的勇毅、倔强和才能打开一片新的生存天空，拓出一条新的前行通途，不断改变自己生活处境和人生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族群迁徏“走西口”“闯关东”“湖广填四川”，还是个体出走“打短工”“海外淘金”，其全社会整体性对命运的抗争，都不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市场经济大潮涌动所掀起的“民工潮”“北漂”“海漂”“深漂”“蓉漂”等来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彻底改变了一代又一代身居小城或乡村的有志者们的根本命运，汇聚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坚实基础和磅礴力量。没有这一群又一群挥汗如雨、艰苦劳作、不懈奋斗的“漂流者”们，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知会延后多少时间！正是这些外地的城市进入者，甘愿吃苦受累、熬更守夜、四处奔波、任劳任怨，才推动着整个国家奋然前进，整个时代焕然一新。这是我读了樊雄自传体散文《蓉漂记》后的真切感受。
因樊雄（网名烦人）二十多岁就写诗，与我同班同学张建华是诗友，加之他在宣汉师范学校读过书，母亲又是宣汉人，与我同乡，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与他相识。他40岁以前是文人兼商人，曾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诗集《冷漠与温暖的手》《雨季情诗》，随笔集《关键：世界杰出人物的行为发现》《烦人白话》，学术著作《东方的情欲艺术》《铁幕背后》等，作品曾获中国图书金钥匙奖、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等。他40岁以后是商人兼文人，现为民营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这本《蓉漂记》记录他从达州乡村小学教师奋斗到县城，经过艰难曲折自己把自己调到成都再到北京闯天下，又回到成都艰辛创业的“漂荡”与“扎根”的人生过程，写得情真意切、真实感人，字里行间流淌着辛酸的泪水、委屈的烦闷、无奈的挣扎、不屈的苦斗、成功的欢欣。异常生动地体现出“樊雄式执着”，向读者破解了一个“草根”如何自我浇灌、剪枝除蔓，从而感受时代大变革的勃勃生机和阳光雨露，最终成长为为社会作贡献、为家庭遮风雨、为朋友送清新的特异大树的价值重构和内在密码。
“樊雄式执着”表现在不甘现状的自我闯荡，寻找生存通途。
樊雄在本书前言《不幸的幸运——从1980年代走来》中，从他于2010年5月18日在纽约城市音乐大厅——金色大厅参加女儿NYU（纽约大学）毕业典礼写起：“我目光专注，盯住主席台，搜寻女儿的身影。不知过了多久，当广播里终于念出女儿的名字——虽然英语是反起念出来的，但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一身学位服的女儿，青春靓丽，满脸开心，从校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这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内心百感交集。迷糊的双眼霎那间闪出另一幅画面，那是几十年前一个同样年龄段的青年，身背铺盖，手提网兜，正深一脚浅一脚走向大山深处的背影。”
樊雄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川东北小城达县大北街11号小院里，其父亲在离城几十公里的盐滩湾建设煤矿当搬运工，拉板板车运送煤炭上船。母亲从宣汉县农村嫁到城里，无固定职业。家里还有婆婆（奶奶）和她的姐姐大婆，两个成分都不太好的无业老太。随着他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完全依靠父母打零工、下苦力养家糊口，日子极为艰难，全家几乎没有任何固定资产，家里穷到一无所有，这也让他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内心比同龄儿童多了一份忧心忡忡，自然也让他从小就明白，不可能依赖家庭，“我的家庭不会为我创造任何有利条件。”正是社会地位的低微与家庭生活的贫困，樊雄不甘忍受命运的折磨，一定要摆脱穷困的束缚，从15岁开始就逃离原生家庭，无依无靠尽全力，赤手空拳闯天下。
看到女儿在国外读书获学位，比起上一代，他们从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发展到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因而，他们是活出来的一代。樊雄清醒认识到：“与父母辈不同，我一生下来虽然也身份卑微，生活困顿，但在我刚刚长大成人之季，就遇到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坚冰打破，潮流涌动，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行动的时代，我很幸运地顺应时代潮流，投身时代潮流，寻求自我命运的改变。我生命的主题词因此变成了闯荡和创造——不止是我自己想闯与创，而是时代正在闯与创。我个人的所有努力在时代大潮的惊涛骇浪中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新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毕竟也有我的一朵浪花。时代变了，国家变了，我也变了，可以说，我这一代是闯出来的一代。”《蓉漂记》就是樊雄记录这个变革时代的心灵史和闯荡史的真实写照。
《22岁，我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记述了樊雄的求学奋斗和留在成都的曲折经历。在八十年代中期，他被借调到达州市政府和文教局办公室跑腿当差，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成人高考，虽然他的考分最高，但局里却只同意两名有背景的女生去上电大。郁闷之中，他只好参加成人自考，刚刚考过了一门，有一天突然看见四川教育学院的招生广告。他发奋复习，终于考上了。
在求学年龄段，本该多读书，打好坚实的学问基础，但一想到毕业后就要回达州，回到那个从小就无法面对的地方，他有一种刻不容缓的冲动，一切为了先留在成都。樊雄说：我那时一门心思写诗，一心只想多发表作品作为调动工作的敲门砖，这种迫在眉睫的功利思维，让我根本无法静心学习。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写诗之中。进校伊始，他就在学院校刊上发稿。第二个寒假，他还和已分配到新华社的朋友一起，深入大巴山腹地20多天，采写了长篇通讯发表在校刊上，后来还获得了省市新闻奖，也加入了省作协。
在《盐道街3号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中，樊雄写道：虽然就读四川教育学院，但却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而只不过是年龄上的“大”学生。没有经过统考统招，户口在原地，工资关系也在原单位，到省教院仅仅是在职培训，结束后就得原路返回，根本不存在毕业分配。
但樊雄却害了妄想症，完全不顾自己只是来成都培训混个大专文凭，从接到入学通知那一刻起，他就下决心留在成都——必须留在成都。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成都跑了很多单位，却没有一家单位确认调动。从教院毕业，在所有同学都忙于收拾行装，购买成都土特产，准备回到遥远的故乡时，他却依然固执地拒绝返回，将打好的包裹寄放到下一年级老乡的寝室，然后骑上自行车，开始了人海茫茫中的流浪。
《从小县城到大成都的个人“移民”史》讲述他跑调动的艰辛而柳暗花明的经历。30年多年前的成都城区还在一环路范围内，外地人想在成都安家落户，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正式工作单位调动，接受调入的单位要有进人编制；另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调入单位有编制的同时，还得有进城指标才能调人。“进城指标”，一个早已被历史遗忘的词汇，当年却不知卡住了多少人、多少家庭。
由于他在入校第一学期寒假回老家结了婚，面临的调动已不再是一个单身汉，还要解决夫妻分居的问题。通过同学的介绍，双流是郊县，不需要进城指标。1987年12底，他把妻子从达县市工行的科长岗位调入双流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当会计，工作落差之大，让她相当郁闷。小小的县城竟然比作为地级市的达州城还小，尤其是县城每周都有几天要赶集，赶集时的县城街道都会变成一个大农贸市场。他们突然觉得，没有从小地方到大城市，反而从城里到乡场了。
樊雄的妻子调到双流，而他已经从教院毕业，为了保住工作，只能先回到达州上班。结婚一年多，他在成都读书，她在达州工作；现在她到双流上班，他又回达县工作。他只能趁假期或周末跑到成都来联系单位。他白天骑着自行车在成都市区四处晃荡找单位，下午6点左右“收工”，骑车赶往20多公里外的双流县城。
有天黄昏，骑车刚出城走到红牌楼，砰的一声车胎爆了，用身上仅有的2元钱推车到修车铺补胎，不料车胎又爆了。天已漆黑，簇桥一带已完全是郊野，幸亏碰到一辆卖肥猪回县城的手扶拖拉机。他躺在油腻腻的绳网上，拖拉机慢悠悠的颠簸，望着天上的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所有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神奇的是他居然找不出一丝哀愁，在拖拉机的摇晃中，还踌躇满志地默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心志、饿其体肤”……
正是凭这股闯劲和执着，他应聘到成都市职工大学，拿到了日思夜想的调动函。拿到了调函还得按当时的规矩办，总共九道关口，必须签字盖章。如果签字和盖章卡在任何一个环节，调动都会泡汤。那时候，樊雄说：我身上的全部功夫，只有“忍”和“磨”：拼命忍，厚脸磨。顺带学会了追踪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进展中的各种细节。这也足以让我在今后的岁月受用终身。
“我的伟大的人生创举，对于上千万成都本地人来说，一出生就已拥有。对于家庭有能力供养上高中考大学的人来说，一毕业就拥有。但我却要用10年青春来换取，这就是我的命。”
“我想起了儿时就记得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家庭，但能选择在这个时间、地点和家庭背景下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方式。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便构成了个人的历史。很多时候，惊天巨变的个人史，放到整个社会却普普通通。所以社会历史从来都是英雄们创造的，个人的记忆或许永远都只能属于个人，连我自己的儿女以及儿女的儿女，也将越来越不明白，生下来就拥有的东西，为什么会花费10年青春去苦苦追寻。”
当一个人难以凭借外力做支点的时候，自我的内生动力将会迸发出惊人的弹跳力，去抵达常人难以抵达的人生目标。樊雄那股不甘现状束缚的闯劲、不顾一切去拼的执拗劲，使他在人生漂泊中扎下了梦想的根基，彻底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走向。
“樊雄式执着”体现为忍受折磨的顽强意志，坚守人生理想。
任何有所作为和成就的人，总是要经过如炼狱般的苦难生活和精神折磨，方能淬炼出抗打击抗风险的顽强心性和卓越品质。被誉为“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三部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他说：人之所以爱生活，是因为他们喜欢痛苦和恐惧。有研究者认为，“把所有的不幸放一个人身上，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唯一的意义是有人记录苦难，将之变为文学或艺术作品，这样苦难就有了意义。如果没有人记录苦难，苦难就没有意义了。
樊雄在《22岁，我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中记述道，读四川教育学院时，如果一天吃两份肉，一个月伙食费则要30多元。从进校起，他就给自己规定，每月总费用不得超过50元，但往往周末一逛书店，则只有省减伙食费，还经常入不敷出。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背后，是樊雄不屈不挠的意志修炼。
在《盐道街3号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樊雄生动细微地讲述了他和几位漂泊成都的朋友们的故事。在教育学院读书的日子，尤其是毕业后没着落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泡在盐道街3号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与庞学锋的同事几乎都混熟了。转眼间，毕业那个暑假就结束了，樊雄的调动却毫无眉目。他不得不回到达州，被安排在一所职业高中教书。他每周的课时集中在三天上完，然后又坐火车来成都找工作；几天后又回达州上课；然后又来成都……一年当中，反复往返。
在盐道街3号的日子里，他与庞学锋住同一间寝室，很多时候还加上张建华，三个人在小屋子里，每天晚上两个人轮流挤在其中一张单人床，谁也没抱怨过条件艰苦，一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经常一聊就到深夜，而且聊的题目基本上都是些踌躇满志的话题。其间，也有闹饥荒的时候，不到月底就弹尽粮绝。庞学锋就出去找他的同事借饭菜票帮他度日，然后等着老家那边发了工资寄钱来救援。手头宽松的时候，他们相约去附近的青石桥农贸市场打牙祭。
庞学锋开始恋爱并着手把这间9平方米的房间布置成新房后，樊雄就开始打游击另寻落脚点。记得是个夏天的晚上，他和张建华骑着自行车四处飘荡。实在找不到地方，干脆把车骑进了人民公园，寻找到树荫下的一个角落、两把长椅。他先用一根绳子绑住自行车，然后将绳子在自己腰上缠绕一圈，然后再将绳子穿过手中的提包用来当枕头。躺在公园的长椅上入睡，竟然没有唉声叹气，还是继续聊着他们的“宏图大计”。
进不了出版社工作，但并不妨碍他们在出版社圈子里厮混。他和张建华还有庞学锋三个人最初商量，《走向未来》丛书是思想启蒙的读物，打开了人的眼界和思维，但我们正身处社会大变革之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看每个人的具体行动，于是策划编一套《行动时代启示录》丛书。接下来编了一本《最初的玫瑰——现代少女抒情诗选》，获得了中国图书“金钥匙”奖。又编了一本《春天的秘密——现代少女抒情散文选》，订单也不错。大家一合计，又弄了个《爱的世界》丛书选题，由张建华到北京请冰心老人题字，大诗人艾青做名誉主编，出了三辑约20本。那时的他们亢奋异常，脑子里整天都在思考、创意选题——社会和经济“双效益”的大策划选题。
樊雄本来有机会成为第一批真正下海经商的人，但头脑里又固执地只操正步，认为只有正式工作调动到成都，上了成都户口，才是改变命运唯一“正规”的途径。一边固守成规，跑调动；一边游离体制，当串串；一边豪情满怀，做大选题；一边急功近利，搞“二渠道”。樊雄认为，厮混在盐道街3号，他只是个流浪的边缘人。
流浪途中，总会因为自身的品行和才华得到人们认可，才会汇聚起改变人生命运的奇妙合力，助推生活之舟越过险滩，迎来春暖花开。
《蓉漂路上的贵人》讲述樊雄在流浪和跑调动过程中得到好心人关心、帮助的故事，可见出樊雄的感恩之心。帮助他调妻子到双流的同学室友黎大哥，因欣赏作文而毅然关心帮助他的周老师和她爱人任伯伯，把商调函开给他的成都市职工大学袁校长：《文艺青年的文学时光》中记述帮助他成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被聘为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的徐康、鄢家发、张新泉老师等；《风乍起，文人的冲浪方式》所感怀的顶头上司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主任兼《时代潮》杂志社总编吴昊，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实际当家人、推动中国质量万里行的艾丰先生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的漂流或沉寂或溃败或新生或崛起，与如何善于寻找社会合力的托举和牵引有着至关重要的内在联系。
樊雄总结道：“回首往事，我的童年没有欢乐，少年没有任性、青年没有潇洒，早熟的压抑和压抑的早熟，让我失去了这个年龄段应有的天性和本真。过早的功利性努力，即使能让我提前改变个人的命运，但也掩藏不住我内心深深的失落。”
几十年的求生求变曲折人生输赢得失，使我们强烈感受到樊雄自我生长的背后，是与时代发展和城市变迁的休戚与共和息息相关。一个人唯有赶上踏上时代的节拍，才不至于处于无根无力无物状态。
“樊雄式执着”融入于不畏艰辛的创业过程，奉献智慧价值。
《孟子·滕文公下》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般而言，大凡“漂泊者”一旦扎下根来，都会以特殊的技能、百倍的努力和千倍的坚韧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过程中，不断改变和提升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命质量，将初心和梦想根植于时代大变革大发展的广阔而深厚的大地之中，即使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取得辉煌的业绩，也能成为社会的“垫脚石”，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增添一砖一瓦。“漂”中的心性磨砺和“业”里的创新创造，何尝不是一种“大丈夫气概”的真切体现和生动诠释？
樊雄18岁中师毕业被分配到比县城更小的乡村学校，连火车也看不到，下了客车还要走一段长长的山路。所以，在他20岁之前，大城市只在电影里面见过。当他“漂”到成都后，通过写诗作文，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在省作协文学院当了两年专业作家，展现了过硬的文字功夫；在编书、卖书中展露出策划能力和市场意识；在《人民论坛》杂志社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研讨会”会务筹备过程中开阔了视野，熟悉了会议流程和报刊广告业务；在第一次到广州感受中国经济前沿阵地的飞速发展和拿下第一份赞助协议的经历中，学会了市场经济的初步运作方法；在积累北京关系资源跑到海南为老板和公司策划专题活动顺便拉点赞助和广告、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企业活动的过程中，逐渐精通品牌与传播的商业窍门，等等。
即使这样，樊雄仍有“漂流感”，他反躬自问：“那几年，我匆匆的行程总是会在空中画出一个个三角形。比如从北京飞到海南，待一段时间该回家了，又飞回成都，待一段时间该干活了，又飞到山东，然后又飞到北京，又飞到安徽，又飞回成都……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这样的生活真正是浮光掠影，如同蜻蜓点水，全部浮在了面上，没有一个点，是我真正的根据地。虽然每到一地，我都能做些事情，表面也很风光，但每次一回到9号楼，回到我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的房间，我才发现，中央新闻单位如同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而我只不过是这座大厦里的一只苍蝇。我是不是该停留在一个具体的点上了呢？”
于是，通过吴昊的介绍，他到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开始了专事“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工作。他在新促会挂了个经济新闻委员会主任的名号，又把关系转到《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回成都筹建了四川工作站。在艾丰的耳闻目染下，新促会的很多人都成了名牌战略的研究者和宣传推广者。
樊雄有意识地收集每次全国名牌大会资料，整理成完善而成体系的名牌战略研究实用全书，命名为“名牌战略研究”系列，请薄一波题名，还组建了“名牌战略研究编委会”，邀请国务院研究中心马洪为主任，二十余位国家部委级领导做副主任，著名专家学者、中央新闻出版单位负责人，以及各省市名牌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做编委。艾丰为主编，颜建军和樊雄为执行主编。
此后，他们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国务院研究中心市场部合作，推出了“名牌战略研究”第二本《中国名牌经典运作》。同时，他还与《厂长经理日报》合作开设了“名牌战略研究”专刊，每周一期，每期四个整版，及时发布全国各地推动名牌战略的动态情报，刊登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名牌企业的经验。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专门报道名牌战略研究的报纸，在全国的名牌战略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可见，一个大事情的成功，往往是从有心人的一点小细节开始的。那些年风生水起、狂飙突进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留下了樊雄特殊的身影。他感慨道：“在艾丰的带领下，为中国的质量和名牌事业鼓与呼，可谓竭尽全力。那时候，互联网的巨头们才刚刚起步创业，谁能料想，二十多年后网络购物已成气候，最大程度满足人们贪图便宜的心里，把消费和生产都拉向了低价劣质的方向，而消费和生产都没有了追求精品的热情，又哪里还有什么名牌可言呢？眼看一大批实体经济日渐凋敝，其中不乏昔日熟悉的名牌，想起一群人曾经投入的努力，心中不禁一声长叹。”
这些年，樊雄扎根成都，转向房地产，充分发挥他注重策划与项目、文化与环境、品质与市场的融合优势，走出了一条审美地产的开发路子。《风烟五津：最美的相遇》讲述他为楼盘创作的主题歌《江山多娇我的家》。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一时间出现在新津的电视广播、各大电器商店、各大歌舞厅，还制作成光盘送给相关单位和私家车主，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可以说，接下来几年里，他们几乎是在歌声里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销售，连很多业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几句。
植根难免有风雨、艰险，创业总是有坎坷、风险。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不可能有不劳而获的幸福。樊雄《蓉漂记》总结反思了他做生意、搞投资、炒股票等的经验教训，写得跌宕起伏、刀光剑影、触目惊心，真心会遭遇欺骗，投入会收获亏损，合作会踏入陷阱，贪多会换来洗白，商场、股市真的是不见硝烟的战场，真金白银会打水漂，只有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操持固有良知才不至于被人唾弃和败下阵来，也才能化险为夷，走上成功的坦途。
《那些命中注定不属于自己的嗨生意》让事实讲道理：“小公司谋划嗨生意，失败了自己要承担全责，成功了却未必属于自己。自己操纵不了的事情，一旦运作起来，最终还得由别人来掌控。开始的前景虽令人激动，但结局却总是会让人失望。所以，无论大事小事，做自己适合的事情，才最适合自己。会做事的人，深谋远虑：大的事情坚决做小，小的事情坚持做大。属于我的跑不掉，跑掉的本来就不属于我。”
《翘脚老板的生意总是会翘的》让人明白：在“中国，即使被合作方坑了，曾经合作的人总还有点人情世故可能会要回点钱来，最不济还可以报案或打官司。在美国，即使发现被坑了，聘请财务审计公司查证落实加上请律师起诉打官司，另需花费的金额远远会超过已损失的投资额。傻子都明白，除了忍气吞声，还能要个啥呀。这才是中国人在美国投资最恐怖的地方。”
“小公司的每一次提升，都是有余钱进行再投资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栽跟斗的时候。只投不做，或者只投不管，最终都会赔一大笔钱。翘脚老板的生意总是会翘的，因为翘脚生意依赖的是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而人一旦失去控制，恰恰最不可靠。”
《炒股检讨书》对自己的炒股经历写得妙趣横生，其教训颇有意思。他认为炒股容易犯几大错误：一是迷信教科书和软件，还自以为是；二是迷信消息，道听途说；三是迷信高手，让人代炒；四是推巨石上山，越努力越亏损；五是短线长炒，满仓票多。他的炒股经，可以当作经典案例了。
樊雄《蓉漂记》的笔触细腻而直白，情感丰富而素朴，语言直率而诗意。《从1980年代的初恋说起》《流浪的新婚》是对爱情和婚姻的礼赞；《嫁女：一个父亲的感恩日志》《教子：送儿子去留学》《带孙，我只是个业余爷爷》写出了别样的亲情和生命的暖意；《地震：512亲历记》可以作为灾难史志；《居家：我在成都的5次搬迁》《养狗：泰迪和芭比》《造园：听花开的声音》展现了经营一个美好家庭的不易与乐趣。
《蓉漂记》是樊雄人生一个阶段的回顾与自省，其中许多况味值得读者体悟。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樊雄真切感慨道：“我经历过一贫如洗的穷困，也享受到丰衣足食的富庶；我经历过与世隔绝的封闭，也体验到四海遨游的开放。从物质短缺到商品过剩，从传统经济到互联网时代，从愚昧无知到心智大开，从随波逐流到独立自主，历史给了我这一代人太多可以发挥的空间，让这一代人的生命体验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丰富多彩。我发自内心深处由衷地感谢这个时代。”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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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泉，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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