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金牛区疾控中心，流调员彭斐娴（右）、张莹正在准备现场流调前的医疗物资。卢春阳摄

川观新闻记者 付真卿 魏冯 摄影 卢春阳

9月4日，入秋后的成都有些许凉意。全市范围内开展核酸检测的第3天，街头一片平静。而在疫情防控一线，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早上9点，位于侯家桥路136号的成都市金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楼，人员上下来往，步履匆匆。轮班交接工作正在进行中，一间办公室里，流调员彭斐娴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查看电脑上的交接记录，她的工作就从这一刻开始。一个班整整24小时。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流调是首要的一环，为一系列后续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打下基础。在本次成都疫情中，流调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怎样排查判定密接和次密接人员？从流调员们一天24小时的工作中，可窥见一斑。

9月4日，金牛区疾控中心流调员彭斐娴准备去现场开展流调。魏冯 摄

出现场

监控视频里寻找“面包屑”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彭斐娴一天的工作，往往是从未知开始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确诊病例会出现在哪里。”流调是一个由果求因的过程，确诊病例的轨迹只是掉落的第一块“面包屑”，需要沿着这条轨迹寻找答案。“只能随时做好准备。”彭斐娴说。

上午9点过，第一个任务到来。前一天一个确诊病例的初步轨迹报告出来了，要到现场核实这份报告，同时排查可能的密接者。彭斐娴和同事张莹带齐装备，跳上救护车出发。

别看才24岁，彭斐娴已经有3年的流调经验，从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正好赶上新冠疫情。同行的张莹23岁，刚参加工作不久，这次是从金牛区西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调过来支援的。


上午10点17分，目的地抵达，是一个老旧居民小区，确诊病例的家就在这里。配合参与流调的金牛区公安分局民警宋东林和同事先到一步。大家一边讨论一边穿戴，N95口罩、头套、隔离面罩、隔离衣、鞋套、橡胶手套，防护一丝不苟。如果有必要进入病例所在的楼栋或房间，还得换上防护服。

流调员彭斐娴正在查看相关人员信息。卢春阳 摄

进入小区后，第一件事是查看病例所在楼栋周边的监控探头。在彭斐娴手头的初步轨迹报告里，有病例本人和家人自述的在公共区域活动的时间、地点。他们需要根据报告调取相应的监控视频进行核对，找出同一时间地点的密接者。

监控视频是现在绝大多数流调工作首要仰仗的轨迹证据。但查看监控却是一个极其需要耐心、细心的工作，原因有二：

流调员彭斐娴（右）和张莹（中）、民警宋东林正在查看监控。魏冯 摄

“首先讲述和事实往往有偏差。”彭斐娴说，确诊病例在接受最初的流调时，往往会因为紧张、焦虑等原因记错自己的轨迹，特别是具体的时间，很多人都记不清。还有的病例会因为各种原因，刻意隐瞒自己的轨迹。最近一个例子是一名学生，据他妈妈讲述，孩子去了书店看书。但调取书店的监控就是找不到人，再调查才发现孩子实际上去了奶茶店，边喝饮料边玩游戏，“他不敢让妈妈知道，撒了谎。”彭斐娴说，类似这样的偏差会大大增加流调的工作量。

然后就是确定密接者的身份。老小区情况一般会好一些，因为居民更少，邻居相互间熟识，更容易辨认身份。大型的电梯楼小区情况会复杂许多，密闭的电梯空间会增加密接感染风险，更棘手的是租住户流动人员多，大家互不相识，要确认密接者的具体身份很困难，这时候公安部门的介入就变得尤为关键。“跟3年前相比，现在的流调效率要高出不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部门协作越来越密切。”彭斐娴说。

通过监控视频锁定了人员，接下来就是密接的判定。这是一项既有标准又很考经验的工作。在同一个时空里，确诊病例和周边人员是否佩戴口罩，相隔距离相处时间多少等等，都是密接者判定的因素。彭斐娴仔细地拖动视频，不时与熟悉情况的社区人员核实情况，一旁的张莹详细记录、拍照取证。

中午12点15分，他们完成报告里所有轨迹的视频排查，判定了3名密接者。离开前，彭斐娴又专门询问小区是否有公厕，快递投取消杀情况，核实确诊病例是否还有其他新的轨迹。

居民正在协助流调人员了解相关信息。卢春阳 摄

12点34分，四人走出小区。彭斐娴用消毒液把大家喷了个遍。脱下一身装备，满头大汗，“才两个小时，非常顺利了。”接下来，彭斐娴要赶回疾控中心，完善确诊病例的流调报告，并形成密接者的初步报告。

金牛疾控流调人员和民警结束了2个小时的现场流调工作。 魏冯 摄

打电话

磨练话术更磨练心性

在彭斐娴一帧一帧排查视频的同时，在金牛区疾控中心4楼的大小会议室、办公室里，另一群人也在忙碌着。他们每个人手中的工具只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

罗叶是金牛区疾控中心流调组的组长，负责对每天电话流调和现场流调工作的统筹分配。“这两项工作是互相支撑配合的。”罗叶说，当一个确诊病例的消息传来，对其本人的流调工作一般有3个阶段，形成3份报告。其中前两份报告一般都通过电话流调得来。第一份报告在半小时内完成，用于锁定人员身份和即时位置，便于立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第二份报告时限4小时，记录病例的初步轨迹。报告会交到像彭斐娴这样的现场流调人员手中，经过他们现场核对排查后，形成第三份时限24小时的详细报告。

即使是电话流调，内部也是高度分工协作的。对确诊病例的流调由经验丰富的人员负责，地点会在单独或少人的办公室，这是出于保护病例个人隐私信息的需要。依次下来，重点密接者、密接者、次密接者，会由不同的小组人员分工流调。

金牛区疾控中心，两名流调员正在进行电话流调。卢春阳 摄

流调工作会详细记录各类人员的身份信息，核实他们的行动轨迹，提醒他们注意防护，立即向社区报备情况，重要的风险点位会立即交办到现场流调人员。所有的流调信息最终梳理汇总形成报告，由疾控中心转交各街道、社区跟进。

下午2点过，4楼最大的一间会议室里，23岁的流调员黄灵秀放下电话，皱着眉头嘟囔：“他（她）还是不相信我，怀疑我是诈骗。”一旁的同事掩着嘴笑，“比昨天好嘛，听说昨天那个人还报警了。”“是啊，警察还打电话来核实我的身份。”黄灵秀一副无奈的表情。

当流调如树状般进展到次密接这一层，需要排查的人员会呈几何倍数的放大。这次疫情中， 金牛区疾控中心既有专业流调人员完全不够，紧急抽调各级医疗机构、金牛区委组织部选调生、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岗8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投入到对次密接者的流调工作中。

“很多人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或者说是不愿意相信。”罗叶说，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各种隐瞒、推脱、质疑，在电话流调中都遇到过，特别是深夜凌晨打出的一些电话，对方接起来就是抱怨、指责，甚至谩骂。遇到有始终不愿意配合的，人员信息会汇总到疾控中心，交由所在地街道社区处理。

“没办法，我们只能反复耐心解释，这些工作必须要做，而且时间紧迫。”罗叶说，做流调工作本身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最重要的就是负责任和有耐心。这次从外抽调来支援的人员，很多之前都没有流调工作经验。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的黄灵秀是一名放射技师。来自成都市金牛区抚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颖，之前是做上门核酸采样的，一次工作中摔伤了腿，“动不了了，只能来打电话了。”王颖笑着自嘲。还有人并不从事医卫工作，来自金牛区西安路街道办投资促进部的刘春阳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团队中为数不多的男同志，由金牛区委组织部统一抽调支援。

这个50多人组成的临时流调团队，大多数人都是90后、95后。年轻气盛，让人一度怀疑他们能否胜任电话流调这样“磨人”的工作。但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解决办法，例如桌上摆满的各种零食，补充能量更纾解情绪。

“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很配合，挂电话前还会不停地谢谢我们，这很治愈。”从抚琴社区医院支援来的张虹说。

白加黑

疫情不止他们便不会停歇

晚上9点半，彭斐娴在工位上一边敲着键盘，一边抽空“嗦”了一碗酸辣粉丝。上午出现场让她错过了中午食堂的饭点，回来了马不停蹄写各种报告，又错过了晚饭。

敲完最后一页报告，彭斐娴伸了伸懒腰，“如果没有新情况，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这个“如果”，显然是小概率事件，她话音刚落，电话就响了。

金牛区疾控中心的电话流调员们。卢春阳 摄

又是两个点位的现场流调，放下电话，彭斐娴往应急库房取装备，“这一趟回来可能就（凌晨）四五点了。”

晚上11点，大会议室里的通话声依然此起彼伏，桌上原本满满的零食筐，眼见得少了不少零食。“注意防护，谢谢你的配合，再见。”角落里，57岁的流调员刘川放下电话，揉了揉眼睛，他可能是流调组里年龄最大的队员，从金牛区人民医院支援前来。今年7月的那次疫情，刘川就曾抽调过来。因为经验较为丰富，他除了要做电话流调，还被编入“第一梯队”，随时准备参与现场流调工作。

旁边一间办公室里，金牛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杨琼正在仔细核验一份份流调报告。她是这些报告上报至成都市疾控中心前的最后一道关口，只要发现丝毫错漏瑕疵，报告都会被退回补充调查，“她是我们这里唯一没人换班的人。”罗叶说，疫情之下大家都很辛苦，但只要想想杨琼，就不会再有怨言，“我们至少还有人能轮换一下。”

在金牛区疾控中心承担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流调只是其中一环。凌晨灯火通明的大楼里，检验科始终处于滚动排班状态，随时准备外出采样。该中心PCR实验室里的仪器彻夜运转，这里的工作是核酸检测。消杀组的队员“全副武装”，紧跟在检验科采样小组的脚步后。只有完成采样和消杀，后续的流调工作才能顺利开展。作为流调工作的保障，信息组是疾控中心的“耳目”，随时与成都市内其它区县、省内省外的疾控部门保持信息互通共享，因为一个病例的轨迹，往往会跨越多个行政区域。风险区的判定划定，则是包括疾控中心领导在内的专家组的责任。

9月5日上午，电话流调组的人员结束了通宵工作，准备回家。魏冯 摄

所有这些工作，紧密协同，环环相扣，24小时接着24小时，疫情不止，这些流调队员便不会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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