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晚，李克强总理漫步成都宽窄巷子，在一家书店里买走了一本描述成都本土风物的著作《老成都•芙蓉秋梦》。总理为什么选中了这本书？我想，这也许跟作者、跟内容有关。书是成都文化人流沙河先生所著。他用一张张老照片和生花妙笔，讲述了蓉城过往的点点滴滴。 今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沙河先生，问他知不知道总理买了他的书？有什么感受？他却不愿接受采访。我只好说，这是总理买的，不是一般人买的，传都传开了，都想知道您是怎样看的。让别人去猜想，还不如自己说，这更清楚，对吧？ 任何一本书，不管他写得好写得坏，不管他是张三写的、李四写的，有名的人写的、无名的人写的，一旦写成书，又为书店所接受，摆到售货架上面去，那么这一本书就变成了商品。这个商品是只认钱不认人。书店老板从来都不盘问“你为什么要买这本书呢？”，没有哪个老板会这样问。这是因为老板懂什么叫商品经济。 我接着问，那我们谈谈您的这本书吧。《老成都·芙蓉秋梦》都写的什么呢？ 这个我可以给你说说。那本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江苏美术出版社想要出一套丛书叫《老城市丛书》，包括全国的。开好了名单，有老北京、老天津、老上海等等。他们的编辑就到全国各个地方找人去写。比如老西安，找的是贾平凹，走到成都就找到我。我一想，又要去调查还要去搜集材料，岂不麻烦吗？后来再想，我可以写“我个人的老成都”，这样我就用不着去收集任何材料了。我个人的经历，还有我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跟成都的关系，写了之后觉得这个还是不行。“老成都”可以很老，回头我就写了明代末年的成都，觉得还有更要老的，就写前蜀后蜀时代的成都。我毕竟读了很多书，有关前蜀后蜀的老成都、有关张献忠时期的老成都，这些我都用不着再去找材料，都记在心中了。只需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一写，于是这本书呢，就略微有了一点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任何一个成都人都可以写一本自己的老成都！写自己经历过的老成都，更感到亲切。 川报观察（微信号：cbgc2014）撰稿人黄微回忆与流沙河先生近30年的忘年交。 听沙河先生介绍了他的书，一定还有人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沙河先生最忌讳的，是人家称呼他“著名诗人”“作家”。他一直认为，他就是一个成都文化人。他诚实而又谦虚，一眨眼就要85岁了。与沙河先生近30年的交往历历在目—— 伯伯瘦瘦高高，走路轻得要飘起来，连他养过的那只小狗狗，都是轻脚轻爪、仙风道骨的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这样一位伯伯竟是蒙古后裔！但他确实是蒙古贵族的后代。
1999年，伯伯曾作文自述：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他家先人“躲红巾”逃离湖广，跑到四川隐姓埋名，改为汉姓。他所属的那一支，在川“累经播迁”三百多年，直到清代才定居于金堂县，就是现今的成都青白江。一代又一代，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的蒙古族裔身份，只在家里悄悄告诉下一代：“要记住，我们是蒙古人！”直到1997年，伯伯去成吉思汗陵烧香，为此撰联“秋风怀故土，白发拜雄魂”，这才把它公开了。 我问他，你那么瘦，一点也不像蒙古人，有没有蒙古名字呢？他笑道：几百年了，早就同化了，我应该算“蒙古后裔汉族人”，没有蒙古名字。但是你看我的眼角下吊，鼻梁很高，这些特征还在哟！伯伯本名余勋坦，是父母取的。从他上溯，余家四代都是读书人。余小朋友童年的时候，金堂县余家院子里到处挂着匾额，加起来有30道。伯伯说：“30道！你好生想——我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就看到这么多文言文，那是怎样的幸运！”伯伯的外公是川西乡村一个普通的地主，只生了一个女儿，就把她当男孩养，送她进了乡村私塾。在余小朋友4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认识了几百个字。伯伯的父亲读过相当于中专的学校，在那个年代，要算知识分子了。但父母都不在意余小朋友的“长进”，他读小学的时候喜欢手工，削篾条、做风筝、编鸟笼、逮蟋蟀……就把功课耽误了，居然三次留级，父母都一笑了之。“他们平时从不督促我的功课，也不施加压力。”伯伯笑着解释过，“其实，我不是不喜欢读书，就是太贪耍了。”父母的宽容和慈爱，使他的童年阳光灿烂。他告诉我：“我很感激我的爸爸妈妈，同时觉得对不起他们，没有很好地照料他们。少年时候、青年时候，都没有想到要尽孝道，等我现在想起，‘子欲养而亲不待’了。唉，不说了，走都走了，再说，就惊扰他们了。”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语文”课，小学叫“国语”，中学、大学叫“国文”，课文多是文言文和古代诗歌，伯伯的古文功底，就是那时奠定的。但他不认“国学”。伯伯说：“我不认为这个就是国学，从来不承认。它只是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常识，最一般的常识，国学这个概念大得很，它究竟包括些啥子，我也搞不懂，我心中惶恐，愧不敢用。”余勋坦同学读中学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文章、发诗歌，最初的笔名是“流沙”，取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950年，伯伯翻阅抗日战争时期的刊物，发现40年代就有一个写诗的人叫“流沙”，人家是前辈，自己再用这个名字不合适，当时也没怎么考虑，就加了一个“河”字当笔名。我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从《西游记》来的呢！伯伯回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过《西游记》，如果读过，绝对不会取这个名字——那河里头尽是妖怪，太吓人了！”在工作单位《川西农民报》（即今天的四川农村日报），伯伯用的是本名，但领导和同事只记他的笔名，工作证、记者证上，人家都给他填“流沙河”，反而把“余勋坦”搞成了“原名”、“曾用名”。当时他也没有重视，一年后觉得不对，要求改，上面说你的证件、档案都是这个名字，改不动了。1952年底，伯伯从报社到了四川省文联，又去要求新领导改，领导说：算了算了，不要改了。他自己也就没有坚持。1954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坚决和流沙河做斗争》，他大惊，仔细一看，原来是河北省有一条河叫流沙河，经常泛滥，正在治理。这使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可怕，但是已经改不回来了。伯伯说：“这一辈子，就弄得这样糊里糊涂的。连一些跟我很熟的人，居然都不知道我该叫余勋坦。身份证上也写的是流沙河。这件事情是我终生的遗憾，尤其是不胜烦恼，因为别人总要问，你咋个取个这个名字呢？我就不好意思解释。恐怕只有死了以后，到阎王爷那里去重新交代，免得阴间的祖先不认我是后人！”他厌恶一些常人眼中的尊称。“我很厌恶‘著名诗人’这种称呼，中国作协并没有列出某人是著名诗人。我从来没有说我是著名诗人。又没有民主投票，又没有做统计，你咋个晓得你著名？那能算数？”你想，当一个诗人是多么困难，古往今来，那么多写诗写得好的，都没得到过诗人的称呼，连杜甫都没有当成，草堂叫杜工部草堂，他是工部员外郎。你去看一看李太白传记上面的身份，翰林院供奉。陶渊明是什么？隐士。鲁迅先生旧体诗写得非常好，但是没有人叫他鲁迅诗人。一个人在自己名片上印上诗人然后还‘著名’，这是自我美化，国际笑话。我不要那些虚荣，我这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还要那些称呼来干啥？还看不透吗？！我给你说，本人只有一个身份，叫‘成都文化人’那就够了。其他都不要！”
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曾任新华社四川分社《蜀报》“人物”版主编，后相继在著名的报社《成都商报》、《香港文汇报》任责任编辑，在《读者报》任副总编。早在1996年《蜀报》专门为其开辟专栏“成都人眼里的德国”，就成为了颇有成就的专栏作家。（微信公众号“微言耸听”）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