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文苑（五十九）丨高仁斌：从西湖到五府山

题字：何开鑫 中国书协草书专委会委员

主办：自贡市作家协会

        川报集团驻自贡办事处

主持：高仁斌 文铭权

富顺西湖，在川南一隅是颇有些名气的，谈起西湖，当地人开头一句便是：“天下西湖三十六，富顺西湖甲四川”。坐落于县城中的这一方水塘，虽然仅有60余亩的面积，但它已然成为富顺人心目中最好的景致。不过，西湖的确有些来历，据《富顺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就有了这片水域，它既是自然形成的格局，也是经过无数代人不断改造的作品，环西湖一带，不仅有薛翁学易的读易硐、米芾手书的“第一山”碑、民国元老谢持的故居，更有明代才子晏铎、熊过的“晏熊祠”，状元杨升庵曾为之撰写一联，联曰：“才子出同乡，先后两人，文章千古；生祠超胜境，水天一色，风月双清。”

（富顺西湖）

曾经的富顺师范，就紧邻西湖东岸，算得上是这座县城的最高学府，学生们喜欢把学校戏称为“富师大”。和今天的情况有些相同，一座县城总是热切地希望有一所自己的大学。不知从何时起，有别出心裁者又干脆推出了“西师大”的说法，不知情的人还误以为是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而实际上，却是因为富顺师范靠近西湖的缘故。1990年，我考取了这所普通师范，严格地说，我的文学启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富顺西湖）

富顺师范的前身，是富顺简易师范学堂，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还曾经在鼎鼎有名的江阳书院办过学。我们进校的时候，学校早就搬了新址，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每个年级招收五个班。不仅如此，学校还十分注重文艺，成立了书法、美术、舞蹈、文学等各种社团。早在1984年，学校就成立“春芽”文学社。我们刚一入校，文学社的学长就利用晚自习到各班开展演说，鼓励新生踊跃加入他们。大家都听得云里雾里的，拿什么加入啊。当然，最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油印的薄薄的《春芽》，那时还没有打印机，油印的字体都是学长们手写在垫了钢板的蜡纸上，用油印机印上去的。翻开几页，便闻到一股特有的油墨的清香，稍不注意，手上就染了一团墨迹。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对那薄薄的册子爱不释手。大概是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文学社突然在学校的宣传栏公布了一批新会员名单，那份名单上居然就有我的名字。班上的同学随即向我投来一种异样的目光，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块搞文学的料。其实，我投给文学社的几首所谓的诗，完全是一堆无病呻吟的文字垃圾。很多年后，当我真正明白文学的意义的时候，我对学长们的无私鼓励和宽宏大量充满了敬意。

（富顺西湖）

师范的春芽文学社，每个月都会出刊《春芽》，18个页码，9张蜡纸折合装订而成，标题和文末都有绘图装饰。每期所能入选的诗文虽不多，却凝聚着大家的心血，文字的誊写是书法组的支持，绘图的制作便是美术组的参与。每到出刊的时候，都会一页一页地在学校宣传栏张贴出来，成为同学们课余饭后的阅读首选。在《春芽》发表文章的频率，是一种文学知名度的象征。

1990年代，文学不仅在校园里是一种时尚，在富顺这样的县城同样倍受追捧。因为加入了学校的春芽文学社，我得以了解县城文学圈的一些事迹。那时县城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团体——富顺县文学作者协会，理事长就是周开岳先生，他是县卫校的校长，更重要的是，他就住在西湖边的卫校宿舍，距离师范不过几百米的距离。我们春芽文学社的每个成员，都知道开岳先生喜爱西湖的荷花，他不仅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雨荷集》，还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枕荷楼”，多年后他还出版过一部诗词集，书名就叫《枕荷楼诗词》。开岳先生不仅在文学上堪为典范，写诗、写散文，还写小说，同时还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县里的文学青年都喜欢接近他，并多受到过他的指点和鼓励。有一次去拜访开岳先生，他竟然赠我一幅墨迹，上书“风华正茂”，后来我装裱了挂在书房，时时想起先生如来一般的慈祥体态，遗憾的是，前几年搬家，再也寻不见了。在当时的富顺，已经活跃着一批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比如，邓关水泥厂的欧纯定、变压器厂的印子君、赵化供销社的刘建斌、师范附小的王文炳、刚去自贡读大学的聂作平，以及县政府办的李华和团县委的王孝谦。就是这样一个小县城里松散的文学圈子，却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多年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先后在文学上取得了自己应有成绩和地位。

（富顺西湖）

1992年，我们迎来了两场文学盛会。

一场是“王文炳、刘尚斌散文诗创作座谈会”。王文炳和刘尚斌都是从富顺师范毕业的学长，也是春芽文学社的早期成员，他们毕业后一边为人师，一边从事散文诗写作，几年来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是我们的楷模。一贯重视文学的廖常勇校长，特意安排了这个座谈会，希望对我们有所启发。我记得，座谈会是在学校礼堂举行的，简单的课桌围成了一个大圈，待领导和嘉宾落定，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坐上去，生怕弄出了一点响动。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有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散文诗。其次，我还自以为是地得到一个不对称的信息，那就是如果诗写得好就可以留在城里，因为王文炳毕业留在了师范附小任教。当然，那次座谈会，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诗人王文炳，后来我们成了几十年的朋友。

另一场盛会是“李自国诗歌讲座”。那一年，诗人李自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第三只眼睛》，这件事在县城产生了一定的轰动，当时他虽然已从富顺调到了自贡市文联工作，但丝毫不影响家乡的文学青年们奔走相告。那个年代，出书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诗歌讲座的具体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李自国先生说起话来十分有激情，特别是朗读到某一首诗，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在诗歌的世界里，他可以进入忘我的境界。这次讲座，我有了一本诗人亲笔签名的诗集，这也可能是我唯一读过几遍的一部诗集。后来，我写了一首《眼睛·诗魂》的短诗，发表在《蜀南文学》。我知道，那是自国兄的有意提携。我想说的是，一篇幼稚作品的发表，也可能激起一个年轻人对文学的挚爱。

（富顺五府山）

从富顺师范校门出发，往北门巷前行不到200米，就到了五府山的入口。五府山上并无更多的景观，山脚下是西湖，拾级而上，便是革命烈士陵园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墓园，再往上便是矗立山顶的青少年宫。一到周末，师范的学生之所以爱去五府山，多半约了三五个同学，去喝茶。革命烈士陈列馆的旁边有个宽阔的回廊，摆了几张小桌，环境十分清幽，可供喝茶聊天，茶也不贵，五毛钱一碗，刚好适合师范生的消费水平。这种度周末的方式，被大家戏称为“穷欢乐”，意思是，我们穷都不怕，还怕欢乐吗。我们一批文学青年，之所以爱去五府山，除去喝茶便宜，还因为五府山上，有县文化馆主办的《富顺文艺》编辑部，这张创办于1973年的文艺小报，在富顺有着相当的影响，算是富顺文学爱好者心中的《人民文学》。其时，负责编辑工作的李嘉良老师，是一个对文学极端负责的人，一旦有文学青年来访，他马山就会放下手里的活路，一边招呼入座，一边倒上茶水。他的小院，仿佛一直都是编辑部的接待室。后来，文化馆新来了文学辅导干部赵正平，亦是爱好文学的人，编辑部就更是热闹了。就是这样一张小小的四开文艺报纸，一路走来，不知道为多少文学青年所仰慕和赞叹。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期望师范毕业之后，如果能在文化馆当一名文学编辑，那该是一件多么志得意满的事啊！多年以后，我把这个曾经的梦想告诉了即将退休的赵正平老师，他动情的叹道，遥想当年情景，文学是真的令人羡慕啊。

（富顺五府山）

不紧不慢的师范时光，总是绕不开西湖与五府山。西湖边的兰苑，是师范生们最爱光顾的小酒馆，五府山上的茶园，是师范生们曾经畅谈人生的地方。对于每一个富顺师范学子来说，西湖与五府山都是一种记忆的乡愁。师范毕业的1993年，我以春芽文学社的名义主编了一本“九零级毕业作品集”，名字叫《岁月匆忙》，算是对青春的告白吧。那一年，我并没有因为写诗留在县城的学校教书，更没有机会去《富顺文艺》当编辑，而是被分配到富顺西部的福善镇新华小学，那里正好是我的老家。我成了典型的文学青年。我写了一组长诗《1993：与理想事物的对话》，后来收录在我的诗集《偶然之约》里，算是对我的师范岁月，对西湖对五府山有了一个交代。因为富顺的西湖和五府山，就是我文学的出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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