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史官｜1931年的大水灾是日本加快侵华的最后一支助燃剂

而当1931年这个年份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我们往往联想起的是日本公然开始侵华的“918”事件。

中华奇灾 武汉不能承受之重

1931年的这场雨从5月下到了9月，从长江到黄河，从淮河到珠江，从钱塘江到闽江，甚至松花江、辽河、鸭绿江都在持续降雨。中国三分之二的国土被水灾侵袭。当时国民政府公报中认定水灾波及16个省，但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这本权威著作通过研究认定水灾实际波及23个省份。

据1932年12月《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振报告》记载，1931年这次洪水灾害，长江部分从湖北到江苏，沿途共有354处出现绝提、漫堤。灾民数量起码达到1亿，死亡人数达370万，经济损失不计其数。

这其中武汉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武汉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洪水与人类搏斗的历史。明成化年间的洪水塑造了汉口，加上本来就存在的武昌汉阳形成了今天的武汉三镇。

武汉江汉路上海银行

武汉平均每三年就会与洪水对抗一次。国民政府当局没有料到1931年是一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洪水。7月31日各界正在开会准备应对当年的洪水。8月1日，各地的堤防就告危急。第二天汉口单洞口被水冲开，汉口城区很快被淹没。3日，武昌城也被洪水攻陷。市民们时刻泡在积水之中，无家可归一直到9月2日。

武汉上海路邮局

在8月23日，有数百名市民不愿避住在别的地方，也忍受不了饥饿，都自杀了。

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对该地当时的灾情惨状进行了详细描述：“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中山大道原武汉电影院

洪水所到之处，沿江堤坝全部崩溃。九江、芜湖、南京、扬州等等沿江城市全部沦陷。“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当时的一位记者描述灾情的惨不忍睹，“万里无田庐，但见云树梢，野哭声断续，浮尸水逐草”。

赈灾乏术 国际援助

这一年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主要任务是围剿苏区。入夏以来，尽管各地水灾报告不绝，但他总认为这和往年没有太大的区别。直到8月17日，他才在日记中记录：“四时到九江，五时开船，沿途田舍湮没，人民漂流，是诚陷于水深水热之中，见之心伤，思之凄惨。”不过，在日记里他依然提醒自己一定要抓紧“完成此历史惟一重大之使命”——剿匪。

国民政府也想积极救灾。但救灾就要拿出真金白银。国民政府是在长期内战中过来的，中原大战的刀枪也才入库一年。现在已投入大量经费围剿苏区，同时还要安抚各地军阀。就在水灾的前一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21660万元。

中央赈务委员会在水灾发生后将湖北省划分为甲等受灾区，拨款17万元，其中指定给武汉市7万元。另外，还拨给汉口防疫费2万元，合计19万。

就这点钱，就已经算是全国受灾省份中拨款最多的了，武汉市也是唯一享有指定拨款和另加防疫费的城市。这些钱分摊在武汉市78万灾民身上，每个人就只能分到一块多，最多买两个馒头。但其他城市连买馒头的钱都没有。

1931年，苏北遭遇特大洪水，人们在齐腰深的水中做买卖。

中央赈务委员会无用，紧急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财政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救济水灾委员会向中外各团体及个人募捐，并在国内外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宣传募捐活动。宋子文在财政上无计可施，还是可以出面化缘的。他通过英文广播电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水灾的危急状况。

8月底，救济水灾委员会收到美国红十字会汇来的45.7万多银圆（折合10万美元）。瑞典、比利时、伦敦等地也组建了救济中国水灾委员会，共募集到3万多银圆。许多外国在华企业慷慨解囊。

日本成立了中国水灾同情会募捐赈款，包括天皇个人捐款在内，共捐款33万多。此外，同情会还托慰问船天城丸装运米两万包，面粉六万包，绒毯三万条，牛乳一万听来华赈灾。

宋子文还打算通过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资金。原拟发行1000万赈灾公债，但因灾区太广，灾情奇重，在各方的努力争取下。9月11日民政府宣布发行救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9月份先发3000万，12月份续发5000万。

没想到7天之后，日本在沈阳炮制了“918”事变。政局突然恶化，尽管公债利率很可观，但是社会各界以及金融机构都不愿意购买。

日本趁乱发动“918”事变

“918”事变发生后，我国退还了日本捐赠中国的赈灾物资，以示抵抗决心。

甲午战争取胜以来，日本从以前的小国，一跃而起成为东北亚的暴发户。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原本以为实力很强的俄国。之后日本的对外侵略国策一直在南侵和北犯之间游移。

苏联的复苏让日本北犯显得莽撞，而这时中国内部军阀割据，连年内战，极度虚弱。而美国也在一战之后试图取代传统英法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不甘心美国苏联全面掌握中国，于是将侵略政策调整为南侵，侵华明显提速。

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日本必须尽快开拓生存空间，转嫁危机。

1931年初，《泰晤士报》展望了日本经济的前景：“日本的物价依旧低迷……虽然日本财相认为日本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只要中国市场因为银价暴跌、丝绸贸易因美国市场崩溃而萧条，那日本经济不可能恢复繁荣。日本经济需通过减税和产业合理化以适应新的形势。”在英国看来，日本经济非常依赖于外部环境。

到了7月，报纸报道：“日本的进口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点。”日本经济实际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为应对经济危机，日本拼命压缩财政开支，甚至不惜大规模裁军。这引起了很多日本军人和财阀的不满，他们希望制造事端，要求政府增加军费开支，对外扩张。而日本向来有“下克上”的传统，于是关东军就瞅准了这个时候搞事情。

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

这场历史罕有的大水灾给了日本军界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不得不说，他们确实是挑选时机的一把好手。

甲午战争后，日本觊觎远东的利益，一方面在国际上施压试图阻止铁路的修建，另一方面积极备战。就在西伯利亚铁路即将完工之际，日本率先发起了进攻，准备不足，兵力调度困难的俄国很快便落了下风。

俄国只能硬着头皮赶工，铁路一开通，大量的俄国军队便被运到远东来，俄国也在战争末尾获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日俄战争日本惨胜。

“918”事变发生之后，水灾中的大量灾民还没来得及安置，蒋介石依然将围剿苏区作为第一要务，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幸好当时日本国内本就没有立马扩大侵华的计划。但中国政府的软弱态度和获得东北肥沃土地的意外之喜让日本尝到甜头。从此侵华成为长期国策。

1931年的水灾不仅是有记录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水灾之一，也是让日本加快侵华的最后一支助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