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有“郫”字的战国青铜戈郫县得名最早实物资料
川报观察记者 吴晓铃
刻有“郫”字的战国青铜戈、西汉时期带外文字母的“龙纹铅饼”、海外进口的玻璃项链……5月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5年来的考古成果，时间跨度两千多年的6000余座墓葬和丰富出土文物，串起了半部埋于地下的“四川通史”。据介绍，此次考古出土的“郫”字青铜戈，是成都郫县（今郫都区）2000多年前设置郡县的最早实物资料，其考古意义不下于此前在蒲江等地出土的“成都”矛；汉晋时期的带外文字母货币和“进口”项链，则为研究古代四川依托丝绸之路展开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郫”字青铜戈 郫县得名最早实物资料
2015年3月至今，为配合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的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这里十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揭露出从战国至明代的6000多座古代墓葬，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
在新川红花沟，珍贵的“郫”字青铜戈在编号358的一处战国晚期岩坑墓中被发现。青铜戈锈蚀严重，但保存完整。戈的一端，篆刻了一个清晰的“郫”字，它也由此成为目前考古发现的郫县得名的最早实物资料。
刻有“郫”字的战国青铜戈 郫县得名最早实物资料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两年后，秦在巴蜀地区推行郡县制，在成都设立蜀郡，郫县正是蜀郡的属县之一，这一年也是郫县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端。新川科技园项目考古领队左志强介绍，最近几年，在雅安、蒲江等地，陆续考古出土过刻有“成都”字样的战国青铜矛，证明“成都”之名两千多年前就已存在并延续至今。此次“郫”字青铜戈的发现，同样证明秦灭巴蜀之后，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将郫县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畴，是成都平原进入秦朝国家统治的珍贵材料，其考古价值不输于“成都”矛。
工艺精湛的“郫”戈，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项目负责人刘雨茂看来，也是成都手工业发达的证据之一。“秦灭巴蜀以后，将很多地方的工匠迁到了四川，比如卓文君父亲卓王孙作为冶铁世家就迁到了临邛。‘郫’字戈、刻有‘成市草’字样的成都漆器等文物的发现，可以推测当时的技艺高超的匠人很多就在成都。”
带外文字母“龙纹铅饼” 见证张骞凿空西域
在6000多座墓葬中，西汉到六朝时期的崖墓出土了丰厚文物，不仅有王莽时期酷似现代“钥匙”的错金“一刀平五千”钱币，东汉时期内容丰富的画像石棺、说唱俑、摇钱树等丰富文物，一件带外文字母的“龙纹铅饼”更相当引人注目。因为这件西汉时期的文物，竟然出现了一圈外国字母。
带外文字母“龙纹铅饼” 见证张骞凿空西域
这件“龙纹铅饼”，发现于西汉时期的一座岩坑墓。铅饼背面隐约可见一条腾云驾雾的飞龙，正面则在铅饼周延刻上了一圈外文字母，中间的方形戳记可见“少”字铭文。中国人民银行博物馆相关专家识读后认为，这可能是古希腊文或者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至5世纪，今日塔吉克斯坦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的一处古国）文字，“少”字铭文，正好印证史书记载西汉武帝时“少府”铸造“白金三品”货币的记载。因此，考古人员推测这件“铅饼”应该正是“白金三品”之一的龙币。
带外文字母“龙纹铅饼” 见证张骞凿空西域
汉代铸造的货币，为何会出现外文字母？左志强认为，这可能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汉王朝依托北方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加强了联系，在货币铸造上受到了西域货币铸造风格的影响。然而，历史上汉武帝发行“白金三品”，其实是在连年征战、开疆拓土、国家财政面临空前困窘时的选择。这种“白金三品”更像一种巨额虚币，也因此引起了社会上空前的大盗铸。左志强说，文献记载汉武帝发行的“白金三品”是一种银锡合金，但新川科技园发现的实物含铅量较高，因此命名为“龙纹铅饼”。
“进口项链”背后是四川的开放包容
在新川科技园众多出土文物中，一堆“印度-太平洋珠”也引起了考古人员注意。这堆玻璃材质的珠子堆放在一处晋代墓葬墓主的胸颈处，推测是一种项链类挂饰。不过，考古人员发现这种玻璃采用的是拉丝工艺，与成都本土制造的工艺差距很大。相反，它们与斯里兰卡近年出土的玻璃制品工艺相似。刘雨茂推测，它们可能是进口到成都的一种昂贵饰物。
“印度-太平洋珠”，古代成都的进口项链
古代四川，被李白慨叹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近年四川出土的众多文物，证明古代四川几千年前就依托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进行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无论是三星堆祭祀坑大量出土的来自印度洋的海贝，还是几年前蒲江出土的起源自古埃及的装饰品“蜻蜓眼”，都说明地处中国西南的四川并不封闭。而此次发现的“印度-太平洋珠”，可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入成都，也可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广西合浦登陆后进入。
【新闻多一点】
跨度两千多年的墓葬群提供了哪些重要信息？
从战国至明清，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考古发掘的6000多座古代墓葬，跨度两千多年，堪称是珍稀的“通史式”古代墓地。考古人员介绍，除了丰富的出土文物，考古发现的一些遗迹遗物。新石器末期的居址遗存，填补了成都平原东南缘新石器文化分布的空白；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则完善了成都平原战国秦汉考古学文化序列；更多的发现提供了丰富信息，为认知成都平原崖墓演变、汉晋广都城聚落、古代四川社会变迁等重要课题提供了蔚为大观的实物资料。
和古蜀“丛帝”有关的“广都”能找到吗？
经常乘坐地铁一号线的乘客，应该知道在华阳有一站名为“广都”。根据《蜀王本纪》载，“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认为公开前7世纪左右，古蜀开明王朝时期的鳖灵自立为蜀，号丛帝，广都曾是其故治。汉武帝时期，广都设县。然而广都城城址究竟在哪里？
考古人员近年来曾对位于华阳的广都城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其年代最早就是唐代，完全不见更早时期的文化地层。没想到在对新川创新科技园进行发掘时，考古人员在园区北边发现了一批战国到西汉初的墓葬。左志强表示，“汉武帝设立广都县，一定会有相当的人口基数。目前我们只在中和一带的区域发现有早于汉武帝时期的生活痕迹和大量墓葬，我们推测附近应该有城，这处墓葬群正是其墓址。”左志强推测，以科技园北部区域为圆点，以人一小时行走五公园范围划一个圈，可能汉晋时的广都城就在这十径十公里范围内。而唐代的广都城遗址位于现在的华阳，可能是古代城市中心变化所致。随着未来持续的考古发掘，和古蜀王有关的“广都”城址，有望重见天日。
保存完整的汉末三国崖墓 开创三国文化研究新局面
对考古人员而言，五根松墓群中罕见保存完整的汉末三国崖墓，同样极具重要学术意义。
这处编号94的墓葬，结构完整，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一座罕见且保存完整的汉末三国时期中小型单室崖墓。出土了鎏金环首铜刀、造型滑稽的说唱俑、佛像摇钱树和仙山底座、彩绘持盾俑、彩绘陶楼等精美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汉代墓葬厚葬成风，常遭盗墓贼光顾且不易保存，故有“汉墓十室九空”说法。而这座幸存的完整汉末三国墓，提供了宝贵的考古材料。左志强说，长期以来，学界对四川地区汉末三国文化面貌、特征的认识模糊不清，研究迟迟无法深入，远远落后于近年曹魏、孙吴墓葬发现与研究深度。以这处墓葬为代表的汉末三国墓葬的发现，将逐步廓清四川地区三国文化面貌和文化内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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