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面临着古典文论话语现代化转化的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的发生是以对抗西方强势文论话语的姿态而诞生的。在现代语境寻求古典文论话语的合法化，生存空间，现实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在30年代、80年代两次大规模译介接受西方文论话语体系的背景下，由向西转到向内转同样成为学者深思的论题，构成了深刻理解和横向移植西方文论资源、挪用改造古典文论话语资源两种复杂而丰富的文艺理论批评生态。尽管如此，它们两者的指向是一致的，即共同致力于现代意识的中国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无论是温柔敦厚，还是知人论世，抑或意境之说，都凸显了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文学的深刻理解，而本质上均是对当时的时代精神，社会风貌，文艺思潮的理解和归纳，换言之，是对社会和人的认知。那么，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在丰硕的积累基础上构建新时代特色的文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对古典文论的继承和创新，李明泉先生提出的“澡雪精神”即是一个富有民族性、时代精神、现实价值的话语。

民族性。现代化和民族化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的文艺界，这对异质同构的命题不仅要求着20世纪中国文论与世界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大潮，更要求其与古典文论的密切结合。民族化的提出早在30年代末期，不断被人反复论及，而其中的内涵，外延，能指，所指似乎并不明晰，在不同论者的笔下，甚至存在着相悖的命义。细究起来，民族化实际上是一种对待文化艺术的政治策略，这个命题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古典文艺的再评价。以戏曲为例，五四戏曲论争中，前者遭到了无情的批驳，而到了国剧运动时期，则开始了理论层面的反思；抗战爆发后，延安文艺的走向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五四以来的文艺以及古典、民间、宫廷、士大夫、农民文艺的评价和态度，就非常必要。

“澡雪精神”指向了现代文论话语的民族性，不仅带有民族气派和神韵，更有民族精神，是这个时代的一种集中体现。王国维参合中西文论话语体系，提出意境，境界说，有我之境与与我之境。“澡雪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无我之境，精神上的大雪需要荡涤物质的污垢，经过“严寒”与“大雪”的洗礼，文艺作品才能更显其精气神。

时代精神。“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无论从文学研究的外部如社会学生物学因素关照，还是从文学沿革的历史脉络考察，文学精神与文学形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流传千古的文学艺术精品力作必然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反映。张择端之《清明上河图》，颜真卿《祭侄文稿》，关汉卿《窦娥冤》，孔尚任《桃花扇》都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集中呈现。同样，文论话语必然集中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特征。因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文论。澡雪精神的指向是纯正，高洁，洗涤。经历了20世纪中西古今文论话语体系的碰撞交融，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文论应该回归文学艺术的本体，找寻源头性的话语体系。西方、古典只有在当下本土的转化才能成为建构新的话语体系的理论资源，否则永远只是一种借用和挪用。

现实价值。文学艺术是时代的反映，那么文论必然与时代紧密相连。对文论话语的现实价值的强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王国维接纳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学者的理论在于解决中国文论的问题，他以《红楼梦》为范本带着中国古典文论走向现代。一方面凸显了其理论体系的现实价值，另一方面，显示出了在中西古今转换中的独特思维模式。同样，20世纪中国话剧的理论话语如果一味依赖西方理论则永远无法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自然，中国的戏剧更难以跳出西方戏剧既定的框架。纵观80年代以来现代戏剧、后现代戏剧、剧场理论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尽管突破了原有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准绳的一元框架，但是过度追求形式的革新导致了精神的空虚，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放逐文学”成了中国话剧最大的症结所在。形式主义盛行之下的话剧无异于一场世纪末的狂欢，回避精神的枯朽和人性的堕落，逃避精神世界的“返祖”，这些都是中国戏剧对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戏剧理论“食洋不化”的反噬。

再如诗歌理论的建构，新诗的登场以一种高度自由的风貌出现，自然，给了陈腐的古典诗坛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然而，打破古典规范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规范，自由诗成为了新诗的标签。自由诗本质上是一个伪名词，这都是由于对欧美诗歌的误读造成的。试想，哪一种文学艺术门类没有自身的标准和规范？依靠法则的放逐吸引创作者的噱头并不能长久。因而，20世纪新诗界始终呼吁对于新诗的界定，对于自由诗的规范化。从学术理论层面对自由诗进行研究探讨。新诗“先天不足”的理论建构缺失，才导致了后天发育不良。这都是学习西方文艺理论过程中脱离现实的反面例子。所以说，理论的建构必须考虑现实价值和意义。

李明泉先生提出的“澡雪精神”不仅是对古典文论资源的现代转换，同时也是对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论建构的一种积极而有益的思考。面对错综复杂的文艺创作形态，跳出创作看创作，跳出理论看理论，不论对当下的文艺创作还是对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都极有裨益。

（作者系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专委会秘书长，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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