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梁现瑞 王付永 罗之飏 摄影 肖雨杨
12月22日，第四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8）颁奖典礼暨《刘诗白选集》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刘诗白选集》13卷、17册，近500万字，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70多年来的著述、论文及手稿。
12月22日，93岁的刘诗白教授在北京接受了川报观察记者的专访。
核心观点>>>
●不能当空头经济学家，做学问要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任何改革创新都要有突破。没有突破，那还叫改革吗？
●坚持借鉴前人和国外经济学成果，但不盲目照搬；坚持党和政府制定的重大原则，但不生搬硬套
●为啥衣服一夜之间有了不同花色？鞋子有了更多尺码？脸盆有了新图案？这就是改革的力量
川报观察：纵观您的学术研究历程，四个阶段比较清晰：
第一阶段：1958年提出集体生产要以小队为基础；
第二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
第三阶段：上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产权新理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劳动价值论的新观点。
四个阶段，共同特征都是国民经济遭遇困难、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所以，有人把您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
刘诗白：你总结得很好。我的学术研究和成果，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是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问题而提出的，这就是问题导向，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生于忧患”。
以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为例，受到当时极左思维影响，我国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搞大公社，大食堂，“一大二公”，受此影响，群众的自主权利被很大程度剥夺，农民种田，连种什么都不能自己决定，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
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各种观点争执不休，社会各界难以达成共识，改革的合力难以形成，困境难以突破，全社会都很焦灼、很迷茫、很困惑。
川报观察：在困难时刻挺身而出，提出解决方案，肯定会顶着很大的风险和压力，是什么力量支撑您这样去做？
刘诗白：思维的惯性、利益的藩篱、权利的制约，三股势力，都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面对这些压力，澄清认识的迷雾，让国家的航船回到正确的轨道，恰好是经济学家的使命。
古人讲要“经世济民”，意思是使社会繁荣，百姓安乐，这是古代贤士的立世准则和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提倡将个人的知识、能力奉献社会，将个人的成才抱负融入为广大人民造福之中。
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自从进入这个领域，几十年来，我一直牢记先贤教导，不当空头经济学家，强调学问的实践价值，把治学和治国有机联系起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经济学家不是神，其最大的价值就是比别人看得远一些，发现得早一些，发现别人一时看不到的东西，为国家为社会当好参谋。
川报观察：这些新理论、新思路的实际效果如何？
刘诗白：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实现了企业权责利的统一，企业的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为啥衣服一夜之间有了不同花色？鞋厂的上鞋子有了更多尺码？脸盆厂的新脸盆有了新图案？这就是改革的力量。
川报观察：从“集体生产要以小队为基础”到“三性”论等理论的提出，我们想知道，这些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
刘诗白：理论并不是坐在书房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我一直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每年都有大量时间扎根在基层农村、工厂调研。
记得曾在简阳调研期间，有一次一住就是半年，每个月只有18斤口粮，半年瘦了十多斤。体重降低了，对基层的了解却增加了，和工农的结合更紧密了。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一方面我了解到基层的问题，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基层的智慧，特别是他们应对问题的办法。
在此基础上，我进行总结提炼，形成正式材料，后期获得高层的认可，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从而一条“基层探索—学者提炼—高层认可—全面推广”的路径就形成了，我的很多理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成的。
川报观察：有没有遇到过基层提炼出的经验，不被高层认可或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情况？
刘诗白：基本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我的所有观点，都是兼顾了党的主张、人民的呼声，并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我不偏向任何一方，即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外，更不唯下，坚持从实践中来，同时又高于实践，对实践有指导价值；坚持借鉴前人和国外经济学成果，但不盲目照搬；坚持党和政府制定的重大原则，但不生搬硬造。
川报观察：一种新观点、新理论的提出，势必受到质疑和挑战，您如何面对压力？
刘诗白：任何改革创新，都要有突破。没有突破，那还叫改革吗？改革过程中，有质疑、有争论，很正常。一方面是人们对原有事物理解不全面；另一方面，可能是人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全面的论证、解释、引入新的观点，平息争论，就是学者的责任所在。
面对这些压力甚至质疑，我的态度很鲜明。第一，这些观点有群众基础，是民心所盼；第二，这些观点得到党委政府认可，是党的主张；第三，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有理论基础。
刘诗白与第四届“刘诗白经济学奖”获奖者合影。
川报观察：听说您亲自参与、见证了新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的诞生？
刘诗白：是的。那是1986年。西南财经大学的几位老师，其中就包括1982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张炜，他后来留校任教，1986年任汇通银行副总经理，1989年任总经理。他们联合发起了设立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的提议。
发起教师将这一想法报告给学校党委后，包括我在内的学校党委成员都很支持。这是因为，我们也长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金融体制改革也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一直支持金融业企业化，支持扩大金融机构的自主权。
随即，学校将这个新举措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报告，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同意和肯定，并得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批准。
10月16日，挂牌当天，成都正是秋高气爽的收获季节，时任四川省长蒋民宽和我一起为银行揭牌。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声春雷。
这一家银行诞生的时间，要比后来认定的中国大陆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诞生早10年。
挂牌当天，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 西方很多主流媒体都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川报观察：一下子站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步子迈得那么大，当时心里是不是有很大压力？
刘诗白：压力确实有，因为步子迈得确实很大，当时国家有些部委还派人来查，但是我“不虚”（编者注：四川方言，不心虚、不怕的意思）。有省委省政府给我撑腰，没啥子好怕的。
遗憾的是，这家银行因后期经营不善，2000年1月，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撤销，其资产和合法负债由成都市商业银行接收。
虽然存在时间只有10多年，但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是四川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它的出现，打破了以前“大一统”的银行体制，扩大了银行自主经营权，有改善银行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作用，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史，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川报观察：在不同阶段、不同时代、不同领域，有没有一条理论主线贯穿始终？
刘诗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同时引进市场机制，是贯穿我理论研究的一条主线，这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的主线。
多年来，我一直倡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两只手都不能偏废。
川报观察：从您的履历和成果来看，你前期喜欢文学，后期又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哲学，这两门学科，对于经济学研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诗白：文学的情怀、哲学的方法和经济的目标，是我学术体系的三块基石，尤其是哲学教会我，要坚持辩证地看待问题，要坚持全面的、系统的、相对的、多样的、变化的观点。
我的很多理论，都是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建立的。
川报观察：这样的理论当下意义何在？
刘诗白：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要注意，改革要有方法论，政策的出台不能“一刀切”，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川报观察：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多新挑战，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刘诗白：现在我们确实面临不小的困难，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底气。
川报观察：机遇在哪里？
刘诗白：一是在内部，中国是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目前人均GDP超8000美元，只要把这个市场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调动起来，就可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在改革，要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在我看来，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大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依然在。这点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外部压力越大，我们越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越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能乱了阵脚。
川报观察：进入晚年，您还继续关注经济热点问题吗？
刘诗白：作为“90后”，我现在每天要看6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参考消息、四川日报、成都商报，每天都关注国内外的重大新闻。和你们四川日报打交道的时间最长，几十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开始在川报上发表文章。除此之外，我还玩IPAD，微信，这些都是我获取信息的渠道。
川报观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还出去走走吗？
刘诗白：现在不走了，每天上午，写点读书笔记，午睡后，看书看报。我现在坚持“不旅游、不出国、不开会”的“三不原则”，时间宝贵，要好好安排。
刘诗白向活动现场的经济学家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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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四川日报2018年12月24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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