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吴梦琳 摄影 向宇
牛年春节过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许丹阳早早回到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正在如火如荼，许丹阳是其中4号坑的现场负责人，象牙如何保护如何提取出坑？下一步考古发掘如何进行？春节后，有太多细微的工作等着开展。
2020年10月9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开启新一轮发掘，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邀请下，34家科研单位集体展开学术攻关，来自全国的考古人共同探寻着古蜀王国的秘密。
“很激动，很振奋。”许丹阳感叹。这是很多此次参与发掘的考古人的共同感受。即使“见多识广”，在参与到充满神秘气息的三星堆考古时，他们仍然感觉“就像在见证历史。”
参与世纪大发掘 淡定考古人的心也要“跌宕起伏”
2020年10月9日！2020年12月12日！2021年1月16日……这是几个毫无关联的日期，却早已深深刻在了年轻的许丹阳脑海。
2020年6月，刚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毕业的他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很快加入了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的队伍。年轻人被委以重任，负责最先启动的4号坑发掘，他深感责任重大，又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激动。“10月9日，是4号坑正式开启发掘的日子；12月12日，4号坑填土清理完毕，看到了灰烬层；今年1月16日，我们确认找到了一段象牙。”在他看来，每一个时间，都值得铭记。
考古人在公众眼里，总是沉闷、严谨。纵使有再大的发现，似乎也从不喜形于色。这显然只是美好的误会。
在清理4号坑的表层填土时，许丹阳的心情经历着审慎、紧张、激动等各种情绪，全程感受到了什么叫“盲人摸象”。
这是此次考古第一个发掘的坑，带有实验性。他们必须思考好每一步的流程，“一个坑是表层直接取完土还是分成小方格发掘，都要考虑周全。”许丹阳说。最后，他们选择先来一个30X30厘米的范围小心清理，一周之后才挖下10厘米深，“太慢了！”
12月12日，他们终于清理到了灰烬层。“很紧张，很激动！”许丹阳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因为灰烬本身就可能有竹子、灌木、动物、骨渣等信息，万一里面还有其它文物呢？相当值得期待。”
三星堆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2月中旬，许丹阳在祭祀坑北部发掘时，触到了灰烬层下“一块黄褐色的土”，“我们以为下面有惊喜呢？现在又挖到了土，难道4号坑里什么都没有？”他深深地感到失落。直到1月，许丹阳才转变思路，“灰烬层下的文物，有可能因为保存状况不好影响保存。那块土一样的东西，会是就是变酥脆了的象牙？”抱着这种想法，一群人开始寻找象牙轮廓。终于在1月16日，他们在4号坑的南边清理出一段圆弧形的物体，并且找到了一圆一尖的两头。肉眼看是泥土，一检测是骨质，终于确定黄土其实是象牙。“感觉就是真正的盲人摸象。”他感慨万千。
3号坑的现场发掘负责人杨镇似乎要幸运得多。2019年，他加入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勘探工作中。就在一、二号祭祀坑之间布探沟时，70多公分高的大口尊就露出了冰山一角——三星堆祭祀区依然存在新的祭祀坑！“那种激动，难以言说。”杨镇表示，“感觉古蜀王国的更多秘密，即将经我们之手揭开。”
去年年底，3号坑开始正式发掘。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座坑成为迄今为止露出文物最多的一个。春节前露出了大面具，“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器物，渐渐大面具的耳朵露出来了，兴奋！再后来发现面具极可能是完整的，那简直欢呼雀跃了！”这意味着这件即将露面的面具，因为相对完整，比博物馆现有的那件更珍贵。
每隔几天，3号坑都有新的惊喜。“总之就是处在一种要保障考古现场安全推进的压力和有新发现的激动当中。”杨镇哈哈一笑，“的确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一次考古学最前沿的体验 发掘现场也是学术研讨现场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在进行此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发掘方案设计时，对整体发掘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建构，确定了“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并重”、“多学科融合”、“开放合作”等理念，为此，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了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等共同在一线进行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研究等。
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除了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外，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组建的专业团队也开始陆续入场。其中，上海大学团队主要执行3号坑的发掘工作，这也是截至2021年3月，发现器物最多的一个祭祀坑。
2021年3月16日，经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3号坑器物层首次完整露出原貌，开始进行三维扫描建模。数量丰富的青铜器与象牙层层叠叠，令现场考古工作人员深感震撼。“虽然我是一步一步看着它们露出真容，但这还是第一次完整展示，依然觉得非常震撼。”上海大学参与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组的现场负责人徐斐宏说。
徐斐宏曾参与过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香山寺遗址、青海都兰吐蕃贵族墓等多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工作，这一次参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有很深的感受：“这里，可以说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的最前沿。”
前沿，一方面因为此次考古发掘工作配备和使用了最为先进的考古发掘的设备和技术。3号坑全部揭露出来后，文物层层叠叠堆满了祭祀坑，考古人员几乎无处下脚，但借助考古发掘舱中装备的航架系统，考古人员可以悬空进行作业，既便于操作，也完全不会影响文物。
另一方面，这一次来自全国数十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高水平多“兵种”的集体作战，也让前沿的科学理念和考古方法在这里汇集融贯。
此次发掘的6个祭祀坑，都各有其特色，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发掘方法。徐斐宏告诉记者，3号坑最初刚开始进行填土发掘时，按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此前统一编制的方案，采用按水平层交替发掘小方格的方法，尽量多保留剖面，到了接近器物层的时候，为了尽快把坑内器物的分布状况揭露出来，就必须调整发掘方法，决定采用大区域发掘的方法。但区域究竟定多大？剖面怎么留？怎么交替作业？这些具体的细节，就由现场各个小组的负责人会商，共同来确定的。
“虽然现场发掘各个团队各有分工，通过会商机制，同步共享发掘进度，也共同对现场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文物虽已露出真容，如何提取出来，其实也是一项专业技术。这一次考古发掘，又发现了大量的象牙，但由于受到保存环境影响，部分祭祀坑中的象牙已经十分脆弱，稍微一碰也许就会粉碎，作为这次考古发掘联合单位之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吴顺清，正好在象牙提取和保护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专程来到这里进行指导。
正是这样的开放合作，集合国内考古不同领域的优势力量，互学互鉴，让考古发掘现场也成为“学术研讨”现场。
除了固定人员外，发掘现场还不时迎来“飞行”专家。
3号坑旁边的5号坑，主要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星堆工作组负责执行考古发掘工作，在出土大量象牙残片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及时进场进行了文物现场保护与提取工作。在5号坑发现了一件体量颇大的黄金面具，比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金面具体量更大，这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成果。为此，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特别邀请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位文物科技保护专家来到现场，在文物保护实验室内进行黄金面具的展开、校形以及文物样品的分析检测工作。
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室内 这次全程跟踪在一线工地
在过去，考古发掘的田野作业完成之后，把文物和周围环境样品送入实验室，交由给文物保护人员进行后续的文物研究、分析和保护工作。
但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在考古发掘舱旁边，就设立了几个不同功能的文物分析保护的实验室，把许多常用的三维扫描仪、多光谱仪、显微镜等文物研究分析和保护维修等设备专程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搬到了这里。
让文物保护工作直接进到田野作业中，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同步进行，这也是这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开创。
肖庆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从2020年10月8日进驻考古发掘现场后，除了春节放了几天假之外，每天都忙碌在一线，前期主要参与文物环境样品分析等方面的工作。
“每发掘10公分就要做一次扫描和土壤样品等提取，现场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含水度等参数，初步判断文物的环境。”肖庆说，土壤环境的不同，对文物保存状况会有很大的影像，也让考古人员在进行文物提取以及后续保护都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这一次在3号坑和4号坑，都发掘了大量的象牙，但是不同的是4号坑中铺有一层厚厚的灰烬。“经过前期科技考古进行成分分析，这层灰烬主要是竹类燃烧后灰烬，占到了80%以上。”肖庆介绍，灰烬的含水量非常高，几乎是周围土壤含水量两倍以上，所以能明显看出4号坑的象牙的保存状况远远不如3号坑。
文物保护、科技考古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紧密结合，不仅可以在最佳时间保护好珍贵的文物，其实也对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参考和指导。当然，除了现场实验室之外，背后也还有规模更加庞大的科研团队在同步工作，提供支持。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玉牛告诉记者，四川大学专门组建了科技考古团队，包括冶金、植物、环境、体质人类学、动物、文物保护等研究方向的专家，为现场发掘提供实时支持，定期组织工作汇报与交流，必要时会第一时间介入到现场工作中。“例如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骨渣，为了搞清骨渣的性质，团队中的动物考古与体质人类学专家专家会到现场进行分析鉴定，鉴定结果对于下一步发掘工作，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便于随时调整发掘方案与工作细节。”
同样，徐斐宏告诉记者，这次来到现场工作的团队，由上海大学文学院考古专业和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的人员共同组成，在一线发掘工作开展同时，也将土壤、出土遗物等各类样品寄回后方上海大学的实验室，进行同步分析检测。
“这一次我们将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提前到发掘工作开始的时候，在前期发掘中同步开展了植物考古、成分分析等多学科研究的检测分析，目前部分结论已经出来，有效地推动发掘工作的进一步顺利开展。”冉宏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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