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郭静雯 边钰 摄影 肖雨杨
9月21日，《中国机长》全国首次试映登陆成都，导演刘伟强现场接受记者专访。
问：请问，您为什么会拍《中国机长》，最打动您的地方在哪？
刘伟强：最打动我的，主要还是这个题材的特殊意义。这个原型事件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机组能带领119个乘客安全地回到成都，是很了不起、很厉害的事情。
从去年5月14号，3U8633机组经历特情之后，有很多人都非常关注，也有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件可以拍成电影”，有很多电影公司都有同样的想法。后来，博纳影业的于冬先生打电话给我，他问我：“现在川航5·14的这个题材，我们拿到了。你有没有兴趣拍？”我想了想，觉得这个题材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这种题材是很少有人拍过的，我觉得可以试试。然后我们就一起开会，讨论怎么去把这个事件电影化。
问：真实事件是如何一步一步“电影化”的？拍摄过程经历了什么？
刘伟强：这个事件的核心大概是34分钟的事情——从起飞到发现风挡裂裂了、爆裂，再到从高原回成都，安全备降。那么，我们怎么去通过艺术加工，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两小时左右的电影呢？
我们会从很多方面去思考。比如，当风挡爆裂之后，机长和机组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后面客舱中的乘客又是怎么反应的？再比如，当飞机发生意外之后，地面有什么部门发现了这个问题、又是如何帮助飞机顺利完成备降的？
我们针对这个事件，去访问了刘传健机长，也访问了机组人员，跟他们谈了很多次、很久，了解那一天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还去了很多机场，像成都机场、重庆机场、拉萨机场等等。当访问完所有人之后，我们就坐下来跟编剧反复开会，研究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展现给观众。因为我们的计划是在今年国庆档上映，时间实在是很紧张，所以就需要我们马不停蹄地推进所有工作。
问：听说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头发都白了，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伟强：现在我的头发更白了。首先肯定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档期真的很急。再有就是各种因素都要兼顾，比如场景要搭建好、剧本要搞好、演员要找好。
我最大的压力当然是怎么拍好看，更专业。演员张涵予、欧豪和杜江在开拍之前，去学如何驾驶模拟机，袁泉、张天爱她们几个去四川航空的客舱模拟舱接受训练，了解空乘的仪容、礼貌、举止要求，学习怎么为乘客服务。
除了保证饰演机组成员的演员符合要求，我们还要找到客舱中的119个乘客。老老小小，特别是还有一两岁的小孩子，这些人要跟我们一起拍摄两个月的时间。其实挑选的标准是很严格的，他们每天要坐在轰鸣、抖动、翻转的模拟机舱里面，就像常常在坐过山车、跳楼机一样，身体要承受得住才行，如果有心脏病的话，就肯定没办法演机舱里的乘客了。所以，我也要求跟组演员们每天要跑步，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让自己有好的身体来承受这些。
除此之外，我们还花了很多资金和精力，去搭建一架1：1还原A319的模拟飞机。在模拟机舱里面，怎样完成飞机颠簸、抖动等等动作，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东西。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搭建新的电脑程序来完成不同程度的颠簸，摸索如何用平板电脑去控制模拟机舱的不同部件。
整个过程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真实经历了那次事件的川航英雄机组有多么了不起，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我一定要把电影拍好，才对得起他们。
问：电影上映之后，观众一定会拿真实原型和张涵予做对比，您怎么看？
刘伟强：我一开始就会用民航系统整体面貌的概念去想这个问题，无论张涵予，还是其他演员，其实大家都是很投入的。我们在内心把自己当成是民航系统其中一员，所以演员也是以这样的态度去思考表演的。在真正开拍之后，我们设计了一句对白，“请相信我们，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其实也是民航的态度。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大家都是以这个态度去完成拍摄的，我们也相信这些角色可能既是原型本人，也是整个民航系统工作人员面貌的一种体现。
问：这部影片有大量的素材和幕后工作都在成都，谈谈您在成都的拍摄感受？
刘伟强：从一开始，我们就从民航专家的介绍中了解到，原来一架飞机飞上天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比如3U8633航班早上六点半起飞，但有很多普通的员工凌晨三点多已经起来了。这个员工指的不单单是机长和机组成员，还有很多保障人员，比如有人负责维护飞机，有人负责清理跑道，有人负责运送餐食到飞机上，还有很多人要坚守塔台……有无数部门无数工作人员要一步步地处理很多问题，要对乘客的安全负责。如果没有拍这个电影，我完全不知道原来民航系统是这么厉害的，要这么多部门合作才能保证一架飞机顺利起飞、安安全全落地。
拍摄过程中，非常感谢民航专业人士的帮助，特别是川航。我们在成都拍的时候，正好是春运高峰，川航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保证不影响机场安全和乘客出行的情况下，为我们安排拍摄场地。刘传健机长等等原型全程为演员提供帮助。整个电影大概有一千多个民航人员在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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