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读者发现,华夏出版社在新出版的《新译黄庭经 阴符经》等书籍版权页,增加了“禁止将本书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违者必究”标注,引发广泛关注。就在今年上半年,美国AI公司Anthropic一项秘密行动被曝光:为训练全新AI模型,斥资数千万美元在全球批量收购2022年之前出版的纸质书,经切脊、高速扫描提取文本后,直接将实体书送入粉碎机销毁,累计处理图书约200万册,其中不乏绝版书、小众文献与地方史料。
AI模型训练侵权出版业,在许多人看来属于意料之中,但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和手法之决绝仍令人震惊。大模型行业发展到现阶段,通用互联网语料已是所有厂商都能获取的公共资源,模型能力的差距,越来越集中在独家、稀缺的垂直语料上。况且,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6年AI指数报告》,2025年起新发布的互联网内容中,AI生成占比已超过半数,互联网公开语料也因此出现质量“塌房”,生成式AI爆发的2022年以前出版的纸质书成为备受追捧的“纯净人类语料”,在知识密度、逻辑严谨性和表达丰富性上,都远胜当下许多互联网文本。因此,“AI焚书”的本质,是AI企业尝试构建竞争壁垒的战线延伸。
然而,AI训练的商业逻辑,对于出版行业而言,却是一种全新并且威胁更大的侵权行为。长期以来,AI企业抓取全网内容训练模型已成行业惯例,图书作为人类知识的高密度载体,更是语料采集的重要目标,但这种采集却大多是在未经许可、不付报酬的情况下进行的。作者与出版方耗费数年心血打磨的作品,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解为模型参数,成为AI产品商用变现的免费养料,是对知识劳动、内容价值的巧取豪夺。出版社版权页上的声明,虽然无法避免现实层面被AI训练盗用,但至少从法律层面为后续维权留下关键证据,也有助于从舆论层面唤醒公众对图书版权的重视。
从“AI焚书”到“禁训声明”所揭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场商业版权纠纷,更事关文明与文化的传承。不少二手市场上的冷门著作、地方文献、小众著述,事实上已是存世孤本。AI企业用相对低廉的成本收购实体书,提取内容后转化为自家模型的独家商业资产,如此一来,全社会使用AI服务都要为之付费。如果没有规则约束,长此以往,人类沉淀数百年的公共知识,可能会一步步变成少数科技公司的垄断商品。与此同时,古老文献排版方式、手抄中的错字与缺笔、不同版本流变、扉页的批注等本身就附着了丰富的文化信息,甚至是破解文化谜团重要的弦外之音,但AI训练往往只能扫描文字内容本身,却无法还原一本书的历史温度与版本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AI技术的快速迭代背后,可能是文明传承断裂在买单。

因此,此次华夏出版社的声明,既是权利方的要求,更可以从中看出,在AI横扫一切的年代,出版行业对附着于出版物上的知识劳动与文化内涵本身的强调。用华夏出版社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话说:“要有态度和这样的声明,这可能会让大家意识到图书是有版权的。”但是,AI时代的版权保护,不应止步于态度和声明。
一方面,法律细则需要加快补位,明确AI训练使用版权作品的规则与边界。与网页可设置爬虫协议、数字内容可加技术防护不同,纸质书无法从物理上拦截扫描采集,有组织的数据团队完全可以无视声明完成内容提取。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确立了“先授权后使用”的基本原则,也在司法政策中为技术创新预留了合理使用的弹性空间,但图书内容一旦被模型吸收后,会拆解为海量参数与其他语料深度融合,最终输出内容与原文形态迥异,版权方几乎无法证明某一模型具体使用了某一本书。结合当下版权保护的实际,AI训练是否属于转换性使用、输入端复制行为如何定性等问题,都是版权保护需要延伸与亟待完善的方向。
另一方面,应遵循市场化原则,搭建起从图书出版到AI模型训练的授权机制。AI的普及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从这一点上看,图书版权方完全拒绝书籍内容被用于AI训练显然也并非长久之计。图书版权方与AI企业之间,与其陷入禁用、盗用、销毁、维权之间的恶性循环,不如探索如何构建一套兼顾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的共赢规则。通过搭建统一平台,出版社将图书数字资源明码标价挂在平台上,AI企业再根据各自需要有选择地购买,既让AI企业可以合规付费获取内容,也让作者与出版方获得合理的价值回报。
文明的成果从来都是在不断的传播、讨论与使用中得到彰显。因此,包括AI语料训练在内的商业化利用本身,也是文明成果实现的途径之一。从“AI焚书”到“禁训声明”,AI企业与出版机构围绕版权拉扯,真正核心的意义或许在于让我们愈发明确了,AI对图书资源的利用,仍然必须守住公平与普惠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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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成博
编辑/周志敏 责编/谢梦 审核/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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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狂飙不该以践踏知识产权为代价,先授权后使用,才是AI与出版业双向奔赴的共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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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是“该不该让AI读书”,而是“怎么读、谁付费、文化痕迹如何保留”。文明的价值在于共享,不是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