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苏东坡：用一生诠释“爱民之深，忧民之切”丨品读巴蜀名贤 涵养正确政绩观

朱蜀骥　陈艳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是涵养正确政绩观的深厚沃土。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三苏祠视察时强调，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苏东坡作为古代官员典范，一生辗转州县，兼具朝堂理政格局与基层安民实践，其为民理政、务实笃行、清廉守正的为政实践，与正确政绩观高度契合。深入挖掘东坡文化中的理政智慧，对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锤炼履职本领，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政绩为谁而树”是政绩观的本源问题，决定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苏东坡用一生诠释了“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凡所到之处，百姓无不爱戴感念”，完成了从“建功立业”到“民胞物与”的境界升华。

苏轼，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蜀地山川雄秀丰润、物产丰饶，滋养了苏轼开阔豁达的胸襟。眉州民风质朴敦厚、重情重义，百姓勤劳坚韧、淳朴善良，从小浸润苏轼心灵。他亲眼目睹家乡百姓耕织劳作、安稳度日，深知民生不易，懂得体恤底层疾苦，孕育出爱民亲民的本心。多年后，身在徐州的苏轼为家乡新楼落成作记，在《眉州远景楼记》中称颂“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苏轼出身书香门第，家中浓厚的读书氛围深刻塑造了他的学识、品格与民本思想。父亲苏洵博览群书、心怀天下，教导他读书要经世致用，不能空谈学问，让他养成务实理性的处事态度。母亲程氏常以忠臣贤士典故育人，培养出他正直忠义、体恤百姓的仁爱之心。苏轼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浸润，钻研前世盛衰之迹，深谙民心乃执政根基。他在《御试制科策》中直言“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鲜明提出“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彰显出超越时代的民本情怀。

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东坡初仕凤翔，直面“衙前之役”积弊，毅然革除以纾民困。他致信宰相韩琦，建议让服役者“自择水工，以时进止”，使役夫伤亡大减、百姓负担显著减轻；又上书三司使蔡襄，痛陈欠税积弊与吏治腐败，据理力争，最终为225户百姓免除债务，助困顿之家重获生机。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出任密州知州，首次主政地方。他入境便见蝗灾肆虐、民不聊生，到任20余日便接连上奏，怒斥地方官瞒报灾情、欺上瞒下，恳请朝廷减免赋税、暂缓青苗钱、拨付救灾粮款。他亲赴田间，与民众同吃同住，推广科学灭蝗之法，同时开仓放粮、收养弃婴、安抚流民，救民于水火。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任徐州知州的苏东坡目睹地方牢狱条件简陋、疫病频发，囚犯生病无医无药、病死狱中，便上奏《乞医疗病囚状》，系统提出设立专职医疗人员、有激励、有监督的监狱医疗体系，把人道关怀引入司法狱政，体现了儒家仁政思想。

苏东坡一生，身居廊庙常怀黎庶之忧，远谪江湖未忘苍生之念。从谏止低价强购浙灯、废除登莱榷盐官卖，到杭州赈济设坊、扬州改漕止盗；从惠州改良农事，到儋州教化百姓，他始终心系民生、躬身实干，尽显深厚为民情怀。

苏东坡植根于人民的政绩，也得到民众深情的回馈和拥戴。他任职杭州时，百姓“家有画像，饮食必祝”；晚年归常，百姓“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离世时，“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

反观当下，个别党员干部背离人民立场，错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对立，把个人升迁凌驾于为民造福之上，宗旨意识淡化、群众感情淡漠，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党员干部应自警自省，始终笃定群众史观，以苏东坡为镜，情系“民之关切”，克服“官本位”思维，真正“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政绩观的导向问题，决定施政取向、干事标准与历史评价。苏东坡的为政实践，充分体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谋划决策与强烈的历史担当。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此时距唐代李泌开凿六井已近300年，六井供水能力大幅衰退。苏东坡全力配合知州陈襄疏浚六井。修缮完成后江淮遇大旱，周边井水枯竭，唯杭州得益于六井修浚，人无干渴之虞。苏东坡作《钱塘六井记》详载此次修浚始末，留存治水史实。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州。西湖淤塞致使六井再度堙废，老旧竹制水管腐坏渗漏。他创新改造供水设施，以耐腐陶瓦筒替换竹管，拓宽供水覆盖范围，让西湖甘泉惠及全城。此次治理成效深远，实现“西湖甘水，殆遍一城”，此后数十年杭州无水荒之忧，也奠定了古代杭州城市供水的基础格局。

苏轼以“实”筑基的政绩，不仅体现在为民造福的“为”上，也体现在实事求是、为民解困的“不为”之中。

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苏东坡知颍州，朝廷拟征调民力、耗费巨资开挖八丈沟。他不盲从指令、不回避风险，亲自带队实地勘察、测量水文、走访乡民，以翔实数据得出“开沟无益、反为民害”的结论。他连续上书朝廷，力陈盲目决策之害，最终成功叫停弊政，避免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与民生灾难。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初，苏东坡转任扬州知州。时值春寒未消、芍药未开，而当地承袭多年陋习筹办万花会、摊派扰民之举已然先行。官府为装点门面、取悦上司，强行向民间摊派采摘芍药任务，层层加码、盘剥百姓，官吏借机贪污勒索、中饱私囊，百姓苦不堪言。苏东坡果断下令废除万花会，并张榜告示，严禁官府向民间摊派花草、扰民害民。

东坡一生不尚虚功，行事笃实；不慕浮名，躬亲力行，尽显敦本务实、笃行致远的气度，这为认识政绩创造中“显”与“潜”的辩证逻辑提供了正面的示例。显绩往往着眼眼前，可能会立竿见影；而潜绩则是立足长远，需要经历漫长孕育期。现实中有一些干部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热衷短平快的显绩，不愿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有的搞形式主义，重痕迹、轻实效；有的盲目决策，“拍脑袋”定调……凡此种种，不仅贻误发展、伤及民心，更严重会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广大党员干部当涵养“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境界，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把着力点放在办实事、求实效上，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务实实绩诠释初心使命。

“靠什么树政绩”是政绩观的路径问题，回答的是以何立身、以何成事、以何守心的根本命题。苏东坡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却始终守初心、尚实干、守清廉。

靠忠诚担当树政绩。苏东坡政治忠诚的核心是“爱君为本，忠规谠论”，目的是“尊主泽民”，集中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操守与坦荡襟怀，成为后世景仰的“文忠公”。其担当精神不仅体现在徐州抗洪中的主动担责、果断决策，更体现在逆境之中的初心不改、积极作为，在黄州动员成立“育儿会”，呼吁人们捐钱捐米救助婴儿；在惠州修建桥梁、引泉入城、施医散药，“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让惠州从地理边缘变为文化高地；在儋州凿井、办学、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文明进步。

靠实干能力树政绩。苏东坡是一位典型的“能上能下”的“复合型干部”，无论顺境逆境，每到一处，政绩斐然。苏东坡两度出仕杭州，目睹西湖淤塞、葑草蔓延、蓄水锐减、民生受困，毅然决策全面系统治理西湖。他亲自筹措经费、现场督战，清理淤泥葑草，以淤泥筑堤，既解决堆放难题，又便利交通、美化环境；以菱角治葑草，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禁止侵占湖面，实现生态、民生、文化效益共赢，留下福泽千年的苏堤胜景与民生福祉。

靠清正廉洁树政绩。苏东坡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贬谪蛮荒，始终清廉自守、两袖清风、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彰显“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凛然气节。他提出“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的“三养”之说，并将生活智慧上升为政治上的清廉操守。

苏东坡的事迹其实就是“靠什么树政绩”的最好例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对标苏东坡清廉担当，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须以德立身、以能立业、以干践行、以廉守心。锤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苏东坡“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的坚贞信念与浩然风骨，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矢志不移；锤炼攻坚克难的实干作风，学习苏东坡“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的担当胸襟，在改革发展主战场、急难险重第一线勇挑重担；锤炼清正廉洁的操守底气，学习苏东坡“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的清廉本色，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苏东坡的政绩，写在苏堤的杨柳依依里，刻在徐州的黄楼碑刻上，融在杭州百姓的甘甜泉水中，留在惠州、儋州的民生改善里。从“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到“为民造福”，从“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到“真抓实干”，从“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到“廉洁奉公”，既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延续，也是立足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当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作者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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