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智库研究员 黄爱林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成为共识。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成为题中之义，也是四川“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前望，如何让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更好适应科技创新规律和发展需要，成为重要课题。川观智库在前期研究基础上，专访金融风险智能预警及现代治理实验室——金融监管行为及现代治理方向总负责人姜松教授，深入探讨四川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可能路径。这是川观智库《智启"十五五"· 十家智库给四川的十个建议》系列智库产品的第二篇。

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从“要素驱动”转向“生态驱动”

●传统模式已触及效能天花板，与科技创新的本质特征存在矛盾

●构建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激发创新内生动力的科技金融生态

川观智库：从中央到地方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以及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要创新发展、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如何理解对它的重视？

姜松：科技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与长周期的特征，其发展高度依赖金融服务提供的耐心资金供给、跨周期资源配置与风险分担功能。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必须持续完善并升级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引导金融服务适应科技项目和科技活动的风险特性，打破对传统抵押逻辑的依赖，推动科技金融从“辅助性工具”升级为创新系统的核心基础设施，构建一套与科技创新特性深度匹配、内生嵌入创新全链条的全周期、多元化、主动赋能金融生态体系，进而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与资金链的深度耦合。中国产业政策逻辑已从基于成本的要素竞争发展到基于生态的系统竞争新阶段，因此，科技金融服务也要完成从“要素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

川观智库：如何理解“生态驱动”？

姜松：过去，我们对科技金融的认知局限在“给钱”，认为加大财政资金、贷款规模、补贴力度等要素投入即可。如今，科技金融正演进为“看懂技术、投资未来”的价值创造活动。这意味着相关金融服务重心从单一的要素投入，转向构建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能够激发创新内生动力的金融生态。要求科技金融服务主体依托专业化评估体系，从知识产权价值、技术路线可行性、核心团队能力、应用场景落地性以及产业发展趋势等多个维度，对科技型企业进行综合估值定价，其核心能力也需从传统的财务数据分析，跃升为对前沿技术的趋势研判与价值洞察能力。在更高层面，则要求相关金融服务超越单纯的技术改良，构建以“耐心资本”为基石、“制度包容”为保障、“生态协同”为路径的系统性科技金融服务支撑框架。

川观智库：为什么必须向“生态驱动”转型？

姜松：传统“要素驱动”模式已触及效能天花板，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模式与科技创新的本质特征存在深层矛盾。表现为“三重错配”：一是风险特征错配。科技企业多具有高风险、高成长、轻资产的特征，与商业银行“重抵押、重历史现金流”的传统授信逻辑和偏好背道而驰，导致其核心价值难以被传统风控模型有效评估与定价。二是生命周期错配。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涵盖“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长周期的持续资金投入，且各阶段所需资金规模与风险偏好差异显著。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断点与巨大资金缺口，导致许多优质技术难以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之谷”。三是服务供给错配。科技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需要战略规划、市场对接、技术验证、人才引进、管理赋能等一揽子综合服务，单一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因此，单纯增加资金供给难以破解创新链发展瓶颈，科技金融体系必须从“风险规避者”转向“风险识别者与共担者”转型，从被动适配转向主动参与。

川观智库：您介绍了科技金融转型需求的普遍性，具体到四川，又有何特殊性？

姜松：根据我们的研究，对于四川而言，当前面临“四大关键压力”，需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向“生态驱动”加速转型。第一、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压力。四川科教资源丰富，但在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企业上市比例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不断完善衔接“实验室”与“生产线”、“创意”与“市场”的高效转化产业生态，这要求科技金融体系加速从“末端资金供给方”转变为贯穿创新全流程的“催化剂”。第二、区域激烈竞争下的时间窗口压力。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活跃的创投生态、高效的技术交易市场，以及紧密的“产学研金服用”协同网络。四川需加快构建特色科技金融体系步伐，才能避免在人才、项目、企业培育等关键领域被“虹吸”的风险。第三、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承压。四川肩负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与协同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使命，这要求金融资本更多转变为“耐心资本”，具备融入创新进程的能力，开展跨周期布局。第四、新质生产力发展倒逼变革。传统金融资源被动适配的模式，已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必须转向主动服务，前瞻性定义、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塑造产业发展未来。

政府引导基金应有“雪中送炭”的独特价值

●政府引导基金正升级为构建长期创新生态的战略枢纽与耐心资本引擎

●建立“战略价值考核+实质容错免责+市场化专业治理”三位一体制度保障

川观智库：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要实现转型，关键突破点在哪里？或者说，要以什么为抓手？

姜松：对地方政府而言，一个最直接的抓手是推动政府引导基金的角色转变。政府引导基金要从一种“政策工具”转变为“生态驱动”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组织者和引领者。谁能更好理解和推动这一角色转变，谁就有更大概率在创新竞争中占据先机。

川观智库：具体来说，政府引导基金的角色怎么转变？

姜松：过去，政府引导基金主要承担招商引资的功能，追求短期落地效益。现在，政府引导基金正升级为构建长期创新生态的战略枢纽与耐心资本引擎。其角色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目标升级，从引进成熟项目转向培育原始创新。基金将更大胆地投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致力于孵化本土科技企业，培育产业集群的生态基础而非单纯引进成熟实体。二是角色进化，从被动投资者转变为主动构建者。政府引导基金不再只是提供资金的有限合伙人，而是产业布局的推动者、创新资源的整合者以及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赋能者。这要求政府引导基金突破地域局限，主动对接国家级基金，并通过提供顶尖人才激励方案、实质性投资决策自主权、全周期服务体系等，吸引优秀基金管理团队与科创人才，实现外部高端要素与本土战略需求的创造性融合，加速提升区域创新生态位。三是机制革新，从行政化考核转向市场化容错机制。通过改革考核体系、设立超长存续期、建立针对早期硬科技投资的实质容错框架，真正将政府引导基金转变为能够承受高风险、长期伴随企业成长的耐心资本。

川观智库：我们观察到，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于近期在北京正式亮相，北京、上海、深圳、安徽等地也在积极新设政府引导基金。怎么看待这些举措和其中的新变化？

姜松：正如前文所述，这些举措均反映出政府引导基金正在快速转变为整合资源、推动全局战略的“核心枢纽”。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引导基金是资金与政策的“超级枢纽”。新设立的国家及区域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顶层设计上将发挥跨区域、跨层级、跨所有制的作用，通常采用基金公司—区域基金—子基金的三层架构模式，该组织架构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向亟需的领域和地区。第二、政府引导基金是培育创新生态的“关键基石”。不少政府引导基金明确将投资重点置于种子期、初创期和早中期企业，通过着眼长周期支持企业成长，确保资金直达创新末端，直接填补了市场资本在硬科技早期阶段“不愿投、投不足”的缺口，通过重塑企业生命周期，发挥着创新生态稳定器的作用，成为培育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的关键基石。第三、政府引导基金是超越财务回报的“长期伙伴”。政府引导基金的目标不局限于财务回报，而是更强调为被投企业提供战略规划、产业合作等增值服务，帮助企业拓展成长空间，护航科技型企业成长为“小巨人”和“独角兽”。对各地而言，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政府引导基金高效聚合创新要素，最终在关键领域塑造不可替代的产业生态与竞争力。

川观智库：与沿海省市相比，四川在资本市场成熟度、金融资源密度、创投机构数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否使得政府引导基金更具独特作用？

姜松：是的。四川与沿海地区在传统金融要素禀赋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这反而赋予政府引导基金更为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市场化资本高度密集、功能完善的沿海地区产业生态中，政府引导基金通常扮演“锦上添花”的助推角色；而在市场投融资规模相对有限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承担“雪中送炭”的重任。之所以如此，在于其所具备的三重“战略功能”：第一、政府引导基金是信用锚点与风险定价的开拓者。在创投机构不多、市场对本土科技项目存在认知盲区与风险规避倾向的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的率先注资，实质上是以政府信用为技术价值、创新团队潜力以及科技企业发展前景背书，为社会资本提供关键决策参照与风险共担机制，是营商环境优化的直接体现，利于激活区域整体的风险定价能力。第二、政府引导基金是资源聚光灯与战略表达者。面对金融要素禀赋的客观约束，四川政府引导基金较难效仿沿海地区实行广谱覆盖、多点开花的投资策略，但可以通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政策要素投入具有战略价值和本土优势的核心赛道，标注优质资源、表达战略布局，引导全国乃至全球范围金融资源进入。第三、政府引导基金是创新网络的主动编织者。相较于资金投入，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主动弥补市场缺失的网络节点，系统性地链接各类创投机构、高校院所和产业链龙头企业，将风险资金、科研成果、企业需求和应用场景编织在一起，从而培育出具备自我滋养与协同进化能力的创新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引导基金需要超越“市场跟随者”定位，承担起“市场创造者”的使命。

川观智库：推动政府引导基金完成转变，关键的制度保障是什么？

姜松：要将政府引导基金打造为“生态驱动”引擎，关键在于构建以市场化、专业化、长周期、容错性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政府引导基金治理与评价体系，建立“战略价值考核+实质容错免责+市场化专业治理”三位一体制度保障。其支柱在于：一是建立以战略价值和生态贡献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导向。应弱化短期财务回报在考核指标中的权重，系统性地评估基金在培育本地创新主体、撬动社会资本、填补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口、促进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的长期贡献，从而引导管理团队切实履行“耐心资本”责任。二是设计并实施具备法律与行政效力的实质性容错免责机制。通过明晰的正面清单与免责条款，为国家战略导向型投资决策提供可预期的制度保障，从根本上消除管理者的履职顾虑。此为破除回避早期硬科技投资困境的关键举措。三是推行“市场化+专业化”治理架构以保障基金独立运作。具体措施包括设立规范化的投资决策委员会，赋予其基于专业判断的独立决策权限；努力培养和引入兼具产业洞察力与投资经验的先进管理团队；实施与长期战略绩效深度绑定的激励方案。用科学考核引导资金投向，用容错机制提供探索底气，用市场化治理提升执行效能，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完善制度保障，逐步推动政府引导基金真正转型为能够承担风险、布局前沿、赋能创新的“生态驱动”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节点支撑。



多维视角

来自金融风险智能预警及现代治理实验室的更多思考


▶关于金融赋能作用不断增强

整理自《金融强则经济强：理论逻辑和历史演进》

作者：金融风险智能预警及现代治理实验室总负责人、重庆理工大学副校长邱冬阳


通过对金融脱媒论失效、金融抑制论反思和金融深化论普及等理论的梳理，文章揭示了以“科技金融”为代表的新型金融，如何从传统中介角色转变为支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宏观调控的核心工具，而这类新型金融正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中，金融深化论反映的是，金融体系通过规模扩张和结构持续优化，促使其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赋能作用不断增强。文章特别指出，可以通过创新性构建金融科技平台，打破传统金融的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让资金更顺畅地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行业。同时，应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这类技术在风险监测和预警中发挥关键作用——金融机构通过实时分析宏观经济、市场行情和企业数据，能够及时识别潜在风险并发出预警。


▶关于风险投资的区域分布差距

整理自《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25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

作者：金融风险智能预警及现代治理实验室——金融监管行为及现代治理方向负责人姜松


文章对我国2003年——2020年254个地级市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联合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联合效应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联合效应，则未呈现显著正向影响。文章指出，这主要源于过去西部地区市场化风险投资不足，且政府主导型投资目标存在求稳、过度追求短期回报的倾向。文章建议，新时期应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作用，通过政府扶持，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引导风险投资向中西部地区集聚，缩小区域分布差距，化解空间结构性矛盾。


▶关于政府投资激发国企创新动能

整理自《新质生产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

作者：金融风险智能预警及现代治理实验室——金融风险衡量及智能预警方向负责人唐德祥


文章所述研究成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在促进非国有企业价值提升方面的作用强于国有企业。这是因为非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动力更足，能够更快速地将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往往需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保证运营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创新动能的释放。文章建议，政府应针对国有企业提供专项金融支持和研发补贴，鼓励其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重大项目开展定向研发投入，并优化成果转化机制，强化国有企业在维持经济稳定中的责任担当。此外，对于大型国有企业，要鼓励其优化组织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引入外部资源和技术，加速自身价值的转化与提升。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