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肖姗姗
人生如旷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风里。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9月的最后一天，著名作家阿来2024年散文新作《去有风的旷野》正式上市。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10个把心交给旷野的故事，是阿来漫步远山的诚意之作。
阿来不仅是作家，更是行走文学的践行者，还是深藏不露的博物学家。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在他的笔下，都不仅是自然风光，更是通过它们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他说，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呈现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
拿到书后，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与阿来进行了一场漫谈；在2024天府书展上，阿来也与徐则臣、马伯庸聊了“旷野”背后的故事。阿来让读者们懂得，“旷野”不只是远方，它并非遥不可及，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里。
把心交给旷野，将行走和写作视作宿命
对常年奔波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人来说，想开辟一方让时间慢下来的天地，似乎成了奢侈。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于是，他选择把心交给旷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每每深入一片土地，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了下来。
阿来行走于高原。肖姗姗 摄
阿来写道：“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
《去有风的旷野》收录的是阿来的10个行走往事。包括《十二背后》《四姑娘山行记》《莫格德哇行记》《分云拨雾见米仓》《稻城亚丁行记》《再访米仓山三记》《扎谿卡行记》《炉霍行记》《大凉山访杜鹃花记》《蔷薇科的两个春天》。阿来说：“时代在以我们并不清楚的方式加快它的步伐，总有一个声音在催促，快，快！却又不告诉我们哪里是终点，是一个什么样的终点。”所以，他一直走，一直走。
在《十二背后》，他借由喀斯特溶洞遥想岩石几亿年的历史。“缓慢，从容，水蚀石穿，不慌不忙。人的生命短暂，地球自己却有的是时间。”置身其间，一切都凝固无言，只感觉造化的伟力，只感到地老天荒。
女贞。阿来 摄
在莫格德哇，他躺在草地上静享世界无声，山峙水环。回望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他在墓群遗迹旁，细数生生不息的族群与文化；在稻城亚丁，“吃蔬菜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吃肉觉得自己成了某种凶猛动物。吃饱了蘑菇，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我确实觉得自己成了一棵香气充满的树。而在树下，一场细雨后，拱破泥土，生出了那么多的蘑菇。”
多年来，阿来始终将行走和写作视作宿命，攀行在旷野之间，任群山的波涛把身体充满，抬头仰望苍穹星际，俯身凝视花草生灵。诚如马伯庸所说：“阿来对于自然的理解、对于自然的亲近，一定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思考上，他一定会身体力行。”
马伯庸回忆，在一场综艺节目录制时，阿来与他在清晨的一株青草前相遇。阿来如数家珍地为他介绍一草一木，让马伯庸瞬感“宁静平和”。“以前看景色，我都会焦虑自己是否可以把这些素材写进小说，但那天清晨，我真的觉得整个人特别放松与纯粹。”他笑称，这个不经意的小片段还被编导发现，一群人“连滚带爬”地扛着设备来抓住这一时刻。
除领教到阿来隐藏的植物学家身份，马伯庸还在《去有风的旷野》中，发现了阿来风景语言中隐藏的另一番奇幻的诗意。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怪兽是在用几千万年的岩石嗓子在发出声音。“这句话甚至可以延伸出一部非常惊艳的幻想故事。”马伯庸认为，可以把这部书当作探险小说来看，“仿佛亲临现场，是个非常好的解压方式。”
敞开生命，感受自然与人文之美
在《去有风的旷野》中，阿来呈现了他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的一面，他的文章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棘豆、风花菊、香青、蝇子草……他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看似无名的花草如数家珍。
在他的手机和电脑硬盘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因而他被读者们亲切地称为“作家中的植物学家”。
阿来拍花。肖姗姗 摄
他记录自己趴在地上，把镜头对准一株贴着地面匍匐生长的豆荚：“用肉眼打量，再端起相机细细打量。不同的距离，不同的视点。”看它们呈现形状各各不同的叶与花，摁下快门后，因憋气而躺倒在草地上，偶遇一片湛蓝的天空。“眼前蓝空由虚幻而变成真切，静默如渊，其深如海。”
正因为阿来对大地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爱意与执着，他希望能记住这块土地的所有，包括每个动物和植物的名字。“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他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
他的文字因此有了另一层质感，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板”，鲜红的杜鹃、紫色的马先蒿、蓝黄相间的鸢尾，生机处处；云杉、白桦、杉树、松柏，蓊郁如海。他的文字总有一股自然的野气，穿行于群山中，头顶蓝天，看冰川消融、古树繁花。
谈及他对自然的珍视和热爱，他说，主要源于自己长期在四川、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田野调查和走访考察。正因为看到和感受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所以希望中国的生态文学作为一个问题、一种文学样式，承担其责任使命，表现和揭示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以作品表达作家的伦理观照、审美追求和社会担当，引导和助力社会重塑心灵生态、建设生态文明。
“如果把地球的历史变成一天的24小时，人就是这一天最后的两三分钟出现的。”阿来向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他看来，天下众生不止众人之众，而是所有生命。“大自然就是一场生命奇迹，人只是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奇迹。如果没有自然环境，人的生命会失去依托。因为人不是在地球上孤零零存在的，相伴的，还有植物、动物。人是地球上最晚出现的生命，有什么道理不去尊重其他的生命？”
绿绒蒿。阿来 摄
阿来常常为人类漠视自然而感到痛心。他回忆，在一个大雪天，当他在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峰后，终于找到100多年前被植物学家威尔逊记录下的绿绒蒿，感叹其在天地间独一无二的美丽时，一群前来游玩的大学生上前问他，知不知道这里最红的那个网红打卡景点在哪里？
“他们身处那么漂亮的原野中，坐在那么高的雪山上，一脸茫然地问了我这个问题。”阿来感到可笑也感到可惜，他叹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行走还是要有一种态度，要带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好奇心，同时也带着足够的知识储备。这样走到永恒的旷野，就不是去打卡，而是敞开生命，去感受自然与人文之美。”
透过阿来式散文，触摸自然文学全新审美
好的旅行写作，不仅能呈现那些遥远而新鲜的风景，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也能经由作家笔下独特的山脉水文，将生命看作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
相比行走，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他的文字处处透露着人生哲学与豁达。“我孤身而行，觉得越走越有劲，每天几十里。都没准备，就身上那点零花钱。走到哪里，找个老乡家吃住。一路觉得很过瘾，好多问题好像能够得到解答。从低地往高处走，都是大山大河。”“人看到的不止是美丽的大自然，也能看到自己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
阿来在巴朗山拍花。肖姗姗 摄
在米仓山巅，他毫不失望于时值红叶节而未见红叶，反而庆幸赏到了盛放的杜鹃，“大可不必因为未见红叶，而失望，而抱怨，不必非见一种规定性的秋天。既有夏天如此绚丽的杜鹃花海，为何一直只说那些红叶？”
在金川河谷赏梨花，他看到了因一场战事造就的梨花的前世今生，“所以，我看到了不同植物所植根的不同地理与文化。所以，我看到了一年之中，不同海拔高度上，蔷薇科植物开出了两个春天。”
在莫格德哇，他走在“水沮如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胜人迹”的沼泽地里，心里没有畏惧，反而觉得“脚踩过这么柔软的草与泥与水，真的是地阔天低，思接万里”。走出这片沼泽时，他回身向鸟微笑，向花微笑。
闲聊时，阿来还跟记者分享说，他攀登到一座很高的山上，口渴难耐时，在足下看到一洼一洼的积水。水下是泥，而静置的水又是那般清澈。他俯下身去，用嘴去吸吮，“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阿来坦言，《去有风的旷野》里的10篇文章，写作的过程也是他学习、体会的过程。“我在慢慢学习，不光是在书里写有关自然的故事，我也学会在大自然中去寻找、去理解大自然的美好，接近它们，倾听它们，拥抱它们，感受它们，最后确确实实发现自己正在脱胎换骨。”
狼毒。阿来 摄
但阿来认为，光他一个人学习和写作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文学对更广大共生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关照与关怀太少。在中国的叙事文学中，“自然”已经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不存在了，以至于我们会忘记“自然”。
在《去有风的旷野》中，阿来展现了他在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的专业性，发起了自然文学的全新审美实践。“写植物，你得清楚它长在什么地方，要写清楚它的生长环境，这又牵涉到另一门知识，地质学。然后，高山垂直，下面是亚热带，中间是温带，上面是寒带，这又要说到气候学……每一次写作，都帮我推开一扇知识的大门。”
谈及自然写作的现状，徐则臣也深有感触。他点出文坛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小说家包括写散文的作家、诗人等，脱离了房间，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门，就会觉得“无话可说”。
徐则臣直言，知识储备专业背景的缺少是其次，将风景与事物与人之间联系起来建立关系是主要难点，“当今的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文学，但在文学里，应有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所以，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如何描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应如何在世界上定位。”
徐则臣强调，具有宏大整体感的散文，在当今的散文中是稀缺的。将自我放在历史中、放在天地间的思考者少之又少，而这些正是“阿来式”散文的特点。
去问“来”答——
阿来：写到走不动时，继续写
与阿来聊天的时候，他提及这一周要去稻城，月底还要走一趟内蒙古……行走，是他一直保持的姿态。他的文字，也因此走向更广袤的大地和更深远的世界。
“爱一个国，不了解其地理。爱一个族，不了解其历史。爱一块土地，却不了解大地集中所有精华奉献出的生命之花。”阿来不允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走出这样的怪圈。所以，他深入历史、文化、族群、山河、动物、植物，每一种生命，呈现那些遥远而新鲜的风景，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山水人文。
阿来在九寨沟拍落日。肖姗姗 摄
记者：为什么会写下《去有风的旷野》里的那些文章？
阿来：有这样的爱好很多年了，我常常在进一步思考我们人类与万物的关系。我到高山和高原，去探望那些植物、遗迹，希望跟它们建立起互相感言的关系。我们要认识所处的自然，而我们做文学的人，有责任进行这样的书写。古人说，格物致知。但今天，中国人写小说，甚至写散文、诗歌，都进入了无名时代，写不出自然环境的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记者：书里让您印象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阿来：每一个都印象深刻。但我想特别说一下这件事。我去大巴山，很多人就知道红叶，红叶只有10多天的光景。难道别的季节米仓山就不美吗？绿叶初生时不美吗？初夏百花盛放不美吗？红叶落尽、大雪纷飞不美吗？更何况，米仓山还是蜀道穿行的地方，人文遗址随处可见，不美吗？所以我写了米仓山那一篇，拨开重重迷雾，让更多人看到米仓山的本质。
记者：面对同样的大自然，您觉得您的书写有何不同？
阿来：要写这片大地，就要一一认识这片大地上的生命体，叫出它们的名字，提供掌握新的知识的方法。从哲学上说，就是提供认识世界的路径。我们不光要前往地理上的远方，还要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在进行着这样的书写时，我学会在大自然中去寻找、去理解大自然的美好，接近它们，倾听它们，拥抱它们，感受它们，最后确确实实发现自己正在脱胎换骨。
记者：您被赞为作家里的植物学家、博物学家。您是如何做到的？
阿来：阅读啊，行走啊。我没有专门去研习什么博物学，在路上，视觉、嗅觉、听觉、味觉，都用来学习。我一直比较关注文学作品外的自然环境、植物学、动物学的书，外国的自然文学，也看地方志、典籍，古诗词。约瑟夫·洛克的书，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的书，斯文·赫定的书，还有莫里斯·梅特林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的书里，都充满了自然。知识会积累，慢慢地自动生成知识系统。
记者：您去过那么多地方，可能对很多普通人而言遥不可及，他们又该如何去认识自然呢？
阿来：亲近自然，不是一定要去高山、旷野，能从身边做起就很好了。从认识我们身边的花花草草开始，当我们认识身边生物的数量从50种到500种，就会发现，世界不一样。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才是高质量的旅游？
阿来：我觉得，大家在旅游中，可以把网上经常给大家提供的旅游攻略忘掉一些，不要去找那些所谓的打卡点，摆个姿势、拍张照片，结束。要尝试着不依赖那些所谓的攻略，路线，而是要依赖内心的指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有这样的探索勇气，才能看到一些新的风景，新的人文，也会发现一个“可以不太走寻常路”的自己。
记者：您常常在旷野吗？
阿来：很多时候，我都不在家里，甚至写作都是在路上，行走中的那种感触是不同的。获得启发和有写作冲动，都是在路上。可以说，我的生活、写作都是深入自然的。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应该使自己跟这个世界有更广阔更丰富的联系。
记者：通过书写，您希望读者们获得什么？您会一直写下去吗？
阿来：我希望自己能通过文学作品呼吁每个人有所行动，我愿持续地为自然书写与表达。我有时候在想，这些年我还能爬得动山，但总有一天走不动吧？那我如何弥补这样的遗憾？写植物。我储备了很多资料，那就是我的底气。我有成千上万张照片，都是我在不同的地方拍下的，那多是海拔五六千米以上的。我走不动了，就写，写这些植物，也能感觉自己还在山上，还在大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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