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泉
王荣成先生新著《唐甄王维舟及其教育研究》即将付梓之际，嘱我写几句读后感。我与王先生同为宣汉人，因学术交往多年，对他几十年来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刻苦治学的精神极为敬佩，很乐意为其新著谈点感想。
宣汉地处大巴山区，系巴文化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山川形制和文脉气场，使得这方土地孕育了无数巴山秀才和英雄豪杰，显示出文化地理学的别样景观。那些积淀在历史深处的思想文化宝藏，值得研究地域学的人们挖掘和探求。为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何从大山走出去的先行者们能瞭望新天地，干出大事业？为何这些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们的思想性格深处存在着抹不去的故乡人文印记，故土山水给了他们怎样的成长滋养和性格情怀？这些问题，确实需要置于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人格与环境的座标中加以梳理和探究。
正是在这个意思上，我很惊讶地看到王荣成先生把明末清初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齐名的“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唐甄与“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王维舟联系在一起，将其研究成果收入一书。
从二人的思想精神气质上看，他们都具有巴人“忠勇信义”的高尚品格和“立志为民”的远大抱负。
唐甄强调“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其《潜书》“是数千年中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潜书》内容博大精深，上篇五十，主要讲心性之学，强调“尽性”和“事功”的统一；下篇四十七，主要讲治世之术，强调“实治”“富民”。唐甄倡导“实事”“实治”“实行”“实功”，反对“空理”“空言”和“虚言”。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唐甄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和范畴，如“解闭”“升潜”“启蛰”“隅遍”“绝续”等，特别是“止通”“独该”尤有意味。“止”是指事物的个性，“通”是反映事物的共性；“独”即特殊，“该”即一般。唐甄的这些范畴都是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标识性概念。
在本书中，王先生认为，唐甄从“为民”立场出发，提倡“全学”，他认为执政者，不只是要具有“仁、义”一类的官德，还必须要懂得“兵”（军事），才能达到“定乱、除暴、安百姓”的目的，所以他特别研究了“兵”学。唐甄思想最突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贵实、为民、全学。
王维舟是一位传奇人物。1939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为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解决军需供应困难，王维舟向部队和陇东群众提出“一把镢头一杆枪，自力更生保卫党中央”的号召。他动员战士们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砍柴烧炭。
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入最困难时期，掀起大生产运动。王维舟同三八五旅全体指战员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不仅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反摩擦斗争中取得胜利，还用一把镢头带领陇东军民继续搞生产建设，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王维舟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唐甄、陶行知、晏阳初的教育思想，一直都践行着“兴国必兴教”的主张，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和少数民族干部。
1923年，他回到家乡办起新群女子高等小学，解放妇女思想，开创了川东现代女子教育的先河。之后，他接任宏文学校，通过一系列教育改革，培养了大批革命进步青年，推动了川东革命事业的大力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筹建西南民族学院，担任首任院长。
在本书中，王先生认为，王维舟建构了民族教育的本质、目的、内容、管理、教学以及方法等，这些思想来自实践又进一步指导了西南民族学院的实践。王维舟始终顺应时代的需求，站在国家民族最需要的教育前沿，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国家的民族教育呕心沥血，奋斗一生。
于是，唐甄和王维舟就在王荣成先生的《唐甄王维舟及其教育研究》里得以同框，构成了学术研究指向的内在一致性。这是本书的创新所在。
作为一部学术论文集，《唐甄王维舟及其教育研究》涉及唐甄研究、教育教学、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平民教育、巴文化研究、王维舟研究等丰富内容，其中还有邓小平教育理论与陶行知教育思想比较研究、陶行知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研究、践行晏阳初教育思想推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研究、宣汉“罗家坝遗址”价值研究等，显示出王荣成先生较为广泛的学术兴趣和开阔的理论视野。
综观其学术轨迹，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先生一直以地域文化研究为主轴，以职业教育研究为主业，在二者之间纵横捭阖、自由书写，真切表达着一位学者的思考疆域和学术良知。这种学理探讨精神，令人敬佩。
学术论文集的特点是面广点杂，不像专著那样系统全面深入，但却不时闪耀着思想的光亮。我相信，大凡对唐甄、王维舟和教育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是会从本书中获得受益和启示的。
是为序。
作者简介
李明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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