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涓
《推销员之死》是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的巅峰之作，他在业界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该剧1949年发表后，在百老汇连续上演742场，获得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纽约剧评界奖，是首部一举囊括三大戏剧奖的伟大著作。1985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奥斯卡影帝达斯汀•霍夫曼主演。1984年在中国首演，当时由北京人艺邀请阿瑟•米勒导演，反响热烈。在漫长的历史跨度与时事变迁后，四川人艺隆重推出该剧，既怀着重温经典的文化价值追求，又彰显了勇于突破巅峰的自我挑战意味。
整体来看，该剧以3种悲剧为主题，3条明暗线索为脉络，3种时代元素为新创，充分演绎了经典的当世价值。
主题凸显的三种悲——个人、家庭、社会
如果说“推销员”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梦”的一个特殊符号，那么“小人物”则是跨越时空的人类主题。该剧以特定的历史时空，揭示了工业革命以来时代变迁背景下个体心理与生活所遭受的严重冲击。
威利作为一个拥有特定时代幻想的人，一生都踩在泥沼中，却永远向往着天空。他人格分裂，在痛苦的丛林中穿越，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得不到虚妄的所求，又看不得真实的自己，始终渴求别人的照顾与包容，使他在这出剧中成为一个暴躁而可怜的人。
然而，他在剧中虽是个体，在现实中却是有着同样可悲境遇的一个“群像”的代表。据说，在国外首次上映结束时，场面一度非常奇特，许多人站起来要走，拿起帽子，却又坐下。在这3个小时的舞台上，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威利，还有不敢看、不敢想的自己。舞台上的那个人，让许多观众都不再孤单。
如果说个人的悲剧是威利与许多人的相似性映照，那么父子间的矛盾也是众多家庭悲剧的投射。从极度追捧到梦想塌陷，从无限吹嘘到绝望咒骂；作为父亲，威利望子成龙的期待说不清是自我不满的迁移，还是控制欲的延展。总之，在这复杂的相爱相杀中，两人哪怕连一次心平气和的对话也难以实现。这一角永远熨不平的褶皱，成为除非生离死才能解除的魔咒，深沉的关爱则沦为无处安放的沉默。
威利永远接受不了儿子比夫的真实样子，只能是心中那穿着金色球衣向他跑来的天神。在他幻想的儿子支配下，真实的儿子们永远也做不了自己。比夫想去西部农场劳作，在那里才能一展身手，但去不了的他只能困守于此。在到不了的痛苦中，莫名产生了不可自控的偷窃欲。
但事实上，个人与家庭的悲剧，永远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推波助澜。没有孤立于社会外的悲剧，因为悲剧往往表现为关系，而关系必然形成社会。在这部剧中，社会的狂欢与迷乱，是导致个体迷乱而走向悲剧的根由。正如作者所说：“我姑且隐其名，愤恨地把这出戏称作‘一枚埋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定时炸弹’；我倒巴不得它是，至少是埋在那种资本主义胡扯的谎言下面，埋在那种认为站在冰箱上面便能触摸到云层、同时冲月亮挥舞一张付清银行购房贷款的收据而终于成功之类的虚假生活下面。”
在那个时代，威利并不孤单。推销员职业曾风靡一时，而被这种职业规训并塑造的个性，逐渐切入到了他们真实的人生里，这使他们的人生如同用虚幻的泡沫撑起的沉重泥土一样，无比荒谬。但这是当时的社会悲剧，又何尝不是各个时代的众生悲苦。
明暗映衬的三条线——现实、虚幻、时代
在这部剧中，隐含着3条贯穿全局、明暗交织的线索，它们使得全剧仿佛在梦幻中演绎浮沉。
首先是相邻两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对比映衬。
热闹、喧哗、沉迷于追逐出人头地的威利一家，与安静本分、踏实经营实业与学业的查理父子成为鲜明对照；最后，全剧也是在一个家庭穷困潦倒、难以生存，与另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公司，在最高法院上班的对比中结束。这条现实生活中的对比线索，让全剧有了社会学意义的教化功能。
其次是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对比参照。
在威利的想象中，那位在原始丛林中闯荡，发了大财的哥哥本不断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带给他类似精神鸦片的期待与希冀。有了本的影像，他们家族就有辉煌的过去，他本人也就有了未来的生机。本的存在，很大程度是对威利虚妄幻想的一种具象化呈现。从他发大财的野心，到自杀骗保的心理建设，都是一种基于虚妄迷狂的对话。这条线，使威利的精神世界被描摹得更加淋漓，是情节安排的一个妙笔。
第三条明暗交织的线索是时代的今昔对比。
这两条时光之线通过两种方式勾连起剧情。一个是威利的推销员之梦与播种蔬菜种子的执念。如果说，推销员之梦是一种虚妄遮眼的名缰利锁，那么播种种子则是他骨子里的热爱。他动手能力很强，老朋友查理说，他搅拌水泥时的快乐，超过做推销员一生的总和。呈现在个体身上这两种不相干甚至相冲突的职业，是一个人本真与社会需要之间撕裂的伤痕，更是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时代变迁的遗迹。
最终，查理说出自己的心声：“人不是水果！你不能吃了橘子扔掉皮啊！”
就像被时代鼓起的欲望浮沫与沉渣，随着潮起潮落被遗弃。高楼大厦遮挡着他的小房子，没有阳光的土地连一颗果实也结不出。闻不到花香，听不到鸟鸣。他只能生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回不去过往的夹层中，妄想未来，怀念过往，唯独不能生活在当下。
特色打造的三个元素——镜鉴、VR、风格
与45年前北京人艺上演的《推销员之死》相比，四川人艺的作品紧跟时代潮流，将时代元素有机融入，创造出令观众有亲切感的文化氛围。这使经典中的永恒人性、普世价值无痕衔接于当代意识与当代审美中，实现了创新表达与创造性转化。
第一个创造性元素是舞台上方巨大的镜面设计。
设计者别有匠心地采用镜子这一富含文化意蕴的道具，呈现出对该剧主旨的另类表达效果。镜子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社会现实与哲学意味双重内蕴。从社会现实视角说，镜子是鉴照与纠正的重要工具，通过镜子的呈现，让人们看见缺陷与弊病，起到劝世纠偏的启发教化功能。从哲学视角说，镜子中呈现的幻影是一种更为宏阔的视角提醒，让人从现实中抽离，从更大更远的宇宙视角去观察人生种种，进而超脱局限，升华境界。这种设计，应是对此剧期待的教化影响效果潜在表达。
此外，镜子设计成威利一直怀念的第一辆车雪佛兰的车牌标识，为剧目本身增加了怀旧成分，达到氛围营造的效果。同时暗示威利自身一直以驾驶雪佛兰去推销时的过往美好，来比照当前不幸的人生困境。且从舞台效果来看，镜像设计的新颖想法，确实为读者带来了一种新奇的艺术体验。
第二个创造元素，是将剧本中的钢丝录音机转换为VR设备这一元素的迁移。
在作者创作这一剧本的时候，工业革命初步完成，以钢丝录音机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即将来临。威利作为时代的淘汰者，对代表新时代的事物充满好奇与不解，而他的老板却兴奋地拥抱新时代产物，早早踏上高铁离他而去。
本次演出时，时代的列车已从大数据时代走向智能时代，钢丝录音机早已被淘汰，从音声到画面再到3D逼真系统，再到更精密完备真实的VR、MR等增强现实设备，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未停止。那个被工业时代淘汰的“威利”，再次被智能震撼。而此时，“威利”可能是每一个时代的停滞者。
第三个创造性展现，是演员对同名剧本呈现出的时代意识。
首先从台词呈现上，四川人艺的台词更加紧凑平易，在张弛有度中显出一种贴近生活的亲切感，这使故事离观众更近。
其次，在演员择取上，四川人艺较此前北京人艺版更趋年轻，这对以中年人为主的受众群体而言，代入感更强，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同时，扮演琳达的女演员，与此前版本相比，更多了一份从女性的无助无奈，走向洞达、悲悯而坚韧的蝶变感，这是新时代女性特质的舞台呈现，也是该剧的又一个艺术创新。
除了话剧的舞台呈现，作者米勒在戏外也多次谈到该剧的主旨与目的。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访谈中，他强调写此剧的主要动机是想“维护个人的尊严”。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此剧“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人在世态炎凉的社会中生存的景象”。1983年，米勒在北京时又说：“我是要探索如何通过一出戏反映社会、家庭和个人的现实，以及人的梦想……这出戏一直保持着它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这个混乱的现代社会中各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自相矛盾。”
矛盾，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万有引力，是交织于现实与精神、过去与未来、此在与彼在的始终存在。这正是该剧的深刻所在，是这部剧纵穿时代的河流，仍能深入人心产生深度共鸣的最终原因。也正是这种优秀剧作对人类命运的真实洞察与鲜活呈现，让人们感觉到在这个世上，并不孤单。我认为，这就是这部话剧的艺术魅力和重要价值。
整体来看，四川人艺对《推销员之死》的经典再现，既有原汁原味的传承，又有基于时代与技术的创新性表达。由观剧效果来看，庞大而高端的编演阵容确保了作品的经典性、艺术性和深刻性，而新的时代眼光、审美特质与技术手段则赋予了它传统魅力外的别样风采，有力说明了传承、发扬经典文化的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
薛涓，成都市教科院传统文化教研员，文学博士。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