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万人的力量

川 言

(一)

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生活,但根还留在农村的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农民工。在当今中国,这个群体的数量超过2.8亿;在四川,超过2500万

2500万,四川户籍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四川走向全国,从一产业转战二三产业,亲戚带亲戚,朋友跟朋友,劳务川军的队伍不断壮大。与几千年来传统农民的命运不同,澎湃的市场经济浪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因他们汇入而风起云涌的民工潮,反过来又改变了四川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如此交织往复,历史潮流奔涌向前。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的发展史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一个缩影。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无论回望过去还是展望未来,没有人可以忽视农民工的力量。

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农民工。四川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坚持把做好农民工工作作为一份重大政治责任来推动,推出一揽子关心关爱农民工的具体举措。前不久,四川党政代表团在广东考察学习期间,专门召开川籍农民工座谈会,省委书记彭清华向不远千里在外打拼的老乡致以敬意和问候,向他们介绍四川改革发展取得的新成绩、面临的新机遇,鼓励大家为家乡建设献计出力。会上向广大农民工征求意见的“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16条措施”,近日已正式出台。

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民工不仅有牵挂,更有希望。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我们有必要再度审视和思考,2500万四川农民工到底蓄积和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如何才能更好地激发和释放出来?

春运回家路,既苦也甜。

(二)

农民工的力量,很大,也很小。

他们离开家乡、告别亲人、走出农村、走进城市,用勤劳和智慧,盖起一座座高楼,修通一条条道路,生产出一批批产品,办起一个个企业。他们又将打工收入源源不断地从城市寄回农村,家里的新房建起来了,家人的生活条件好起来了,农村消费热起来了,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活跃起来了。

农民工常常被比喻为“候鸟”,“人”“户”分离带来的“城”“乡”徘徊,客观上为40年来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作出了极为特殊的重大贡献。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农民工闯出了一条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史上超常规发展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源泉。

庞大的队伍散开去。他们是建筑工人、餐馆厨师、快递小哥,是留守儿童的父母、留守老人的儿女。他们中的不少人,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农村,是一年一度春运“大戏”的主角,随时转战不同的工厂甚至不同的城市,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尽管农民工的贡献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农民工的身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但因为身处制度“夹缝”,作为产业工人,他们的技能还不够成熟,作为城市居民,权利享受还不够充分,作为家庭成员,义务承担也不够到位,个体力量仍然很弱小,特别在经济波动中,容易受冲击。

农民工的力量,很持久,也易波动。

40年的改革开放征途中,每一程都有农民工的脚印。他们有的经过多年打拼成为了行业精英,创办了有影响力的企业。有的学有所成回乡创业,成为了致富带头人,带领家乡群众发展生产、脱贫奔康。有的继续忙碌在建筑工地、工矿车间、商贸物流第一线,成为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业务能手。

尽管职业培训和健康保障体系覆盖越来越广,但仍然有很多农民工,或因知识技能不足,或因伤病黯然返乡。一拨一拨农民工来来去去,代际转换不断加速。

当“农民”遇上“工”,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能量被唤醒、被解放,释放出洪荒之力,在改革开放的壮丽史诗中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还是当“农民”遇上“工”,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冲突集中爆发,改革不力,处置不当,服务不周,喷薄欲出的活力和创造力就可能被低估与挤压,为未来埋下隐忧的伏笔。

在生产线上忙碌。

(三)

四川的繁荣发展,是9100万四川人民共同的心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2500万农民工的力量。

当前,四川发展站在新起点,正处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发展机遇,也面临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区域协调发展不足、产业体系不优等问题。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2500万农民工的踊跃参与和积极支持。

2012年,四川农民工迁徙路线出现“拐点”——省内转移人数首次超过省外输出人数。此后,这一趋势延续,越来越多曾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回到四川,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曾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中历练过,拔尖者已经成为企业家、工程师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在融入现代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他们的组织意识、生产技能不断提高,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他们的人生视野、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省委、省政府刚刚出台的“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16条措施”,就是为四川农民工量身定制,积极回应他们的发展诉求与实际困难,从乐业到安居,从出门到回家,一针一线缝合制度的“夹缝”、服务保障的“盲区”。

由此,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四川农民工发展轨迹会出现新的“拐点”——从贡献体力为主转向贡献智力为重,从“打工一个,脱贫一家”转向“创业一个,脱贫一片”,从释放“人口红利”转向释放“人才红利”。在家,他们将担起乡村振兴的重担,在外,他们将擦亮“川字号”特色劳务的品牌,农民工力量的内涵与边界将进一步延展。有经济学家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目前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占城镇就业人员1/3左右的农民工最具潜力,这对推动城镇化、现代化的作用将是巨大的。对四川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而言,2500万农民工正成为补齐全面小康短板的关键推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扩大市场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

农民工的力量,还是“一干多支”区域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关键变量之一。新的区域格局顶层设计,将极大影响农民工的心理预期和现实流向,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农民工的选择,又将深刻影响各类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区域竞合关系和协调发展前景。未来四川,无论是经济副中心的争创,还是各具特色区域经济版块的崛起,背后一定有农民工的身影。

当“农民”遇上“工”,不仅打开了观察区域格局变化的窗口,更将生成影响区域格局变化的力量。

在广东省考察的四川省党政代表团在广州市召开川籍农民工座谈会。

(四)

重新审视2500万四川农民工的力量,是为了激发更加磅礴的力量。

欲取之,必先予之。2500万是大,2500万个“1”是小。我们只有清醒认识“大”与“小”的矛盾、“长”与“短”的关系,积极回应每个农民工的关切,让每一个“1”更有力,2500万才会更强大。

人们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进城有工作、上岗有技能、劳动有合同、收入有增长、参保有办法、子女有教育、住宿有改善、维权有渠道、生活有文化、发展有途径……这是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对党委政府政策精准的期待。

对每个农民工而言,惟有积极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学习知识、提高素质、增强本领,保持干劲、闯劲、钻劲,才能更好实现个人价值、实现人生梦想。

对党委政府而言,惟有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用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政策措施,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让他们平等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让他们挣脱束缚、充分发展,让他们中的无力者有力,有力者远行。

2500万四川农民工的步伐坚定有力,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步伐定会更加铿锵。

100多名农民工领回被拖欠的工资。

延伸对话:

如何认识农民工的历史贡献及发展潜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民工在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认识农民工的贡献和价值?如何更好挖掘他们的发展潜力?近日,川报观察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晓鸣。

外出打工路,多是艰辛。

看过去,不可或缺

●第二产业每年为国民收入增加贡献率超过40%,2017年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占全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67.8%

●我国城镇化率从17.9%增长为58.5%,2亿多农民工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镇化率突破性提升的主要贡献者

●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78%,毫无疑问是农民增收的最大推手,也是农村大面积减贫脱贫的重要源泉

记者:农民工问题始终是中央关切点、政策聚焦点和社会关注点。从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到90年代“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再到新世纪以来成为“新型劳动大军和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郭晓鸣: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和转移,既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趋势,又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共振下的经济现象,同时还是对劳动生产率不懈追求的人类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客观产物。中国发展也遵循着相同的规律,而且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制度特征,使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民工潮深深烙下了独特的中国印记。

其中一个印记,就是农民工是推动我国快速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0年来,第二产业每年为国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超过40%,我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功不可没。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为1.49亿人,占全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67.8%。更为重要的是,历年农民工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下,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超过85%,有约三分之一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他们对非农产业接受度高,学习和应用新技能速度快,加上吃苦耐劳、勤俭诚信的传统美德,为我国40年来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农民工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郭晓鸣:农民工是促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突破性提升的特殊群体。1978年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增长为58.5%,其中,占城市居民总量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有着突出贡献。农民工不仅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主体,而且是各类消费性服务业的主要从业者。作为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2亿多农民工事实上构成了40年来中国城镇化率突破性提升的主要贡献者。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参与度不断增大,归属感显著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进城农民工的下一代正在逐渐成为新市民,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为83.3%,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达到98.7%,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留得住、稳下来的真正基石。

记者: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极大地解放了困在土地上的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很多人奔走在城乡之间,成为农民工。虽然身在外地,但农民工对乡村建设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晓鸣: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人户分离的农民工流动方式,客观上不仅为我国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建设推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78%,毫无疑问是农民增收的最大推手,也是农村大面积减贫脱贫的重要源泉。也正是在这40年间,大量农民工“空手岀门,抱财回家”,巨量打工收入持续不断由城市流入农村,由此带来农村房屋建设投资年年攀升,农户居住和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减少同时又有效缓解了极为尖锐的人地矛盾,促进了土地流转和集中,进而成为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因素。所以说,农民工是加快我国乡村建设全面提速的支撑性动力。

回乡创业,羊肚菌丰收了。

看现在,作用特殊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地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农民工是这一新动能的有力支撑

●农民工将会为小城镇发展作出更为突出的支撑性贡献,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中坚力量

●农民工既理解城市和市场,又了解农业农村,是有效化解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管理人才和劳动力匮乏的有生力量

记者:可以说,农民工是对经济发展动向最为敏感的群体之一。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会创造怎样的价值?

郭晓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地区间的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地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将成为这一新动能的有力支撑。以四川为例,2012年四川农民工省内和省外务工人数首次发生逆转,到201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2505万人,其中,转移到省内已经超出省外115万人。所以,农民工将成为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小城镇一端联系城市,一端服务农村,是城镇化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基础单元。农民工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二者之间可以发生怎样的“化学作用”?

郭晓鸣:近年来,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在优化城镇空间体系结构和提升城镇化质量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农民工在小城镇的人口聚集和产业集中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可以预见,伴随着小城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特色产业、服务现代农业等方面功能不断强化,农民工将会为小城镇发展做出更为突出的支撑性贡献,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中坚力量。

记者: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部署之一,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农民工如何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郭晓鸣:农村管理人才和劳动力的缺乏是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最为凸显的矛盾,农民工既理解城市和市场,又了解农业农村,其中一部分农民工有能力、有意愿返乡创业就业,在乡村发展新的舞台上施展才能,他们将不仅成为有效破解“谁来种地”矛盾的有生力量,而且还能在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合理引导部分农民工返乡是乡村人才振兴必须重点聚焦的一个方面,农民工应当也必须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性力量。

在粤川籍农民工代表拍照留影。

看未来,潜能与风险并存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既进一步发掘农民工巨大发展潜能,又让农民工能够和其他群体一起平等共享发展成果

●当前农民工呈现出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和群体性特征,如代际转换、对就业和市民化有更明确更自主的诉求

●从四个方面更大力度地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相关政策,为农民工群体继续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记者: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农民工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何更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让他们平等地分享发展成果?

郭晓鸣:由于传统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在制度夹缝中生存发展的农民工普遍性地付出了较大的个体和家庭代价,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体上看,农民工在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过大过快的流动,以及其作为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作为城市新居民的社会融入和政治参与不充分、作为千家万户“主心骨”的家庭撕裂和传承断裂等突出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成为制约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必须更加强调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审视和筹划农民工问题,既要进一步发掘农民工的巨大发展潜能,使其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贡献;又要加大力度突破制度瓶颈,让农民工能够和其他群体一起平等地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准确把握当前农民工呈现出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和群体性特征。其一,处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发展战略之中,非农产业和现代农业对农民工存在强烈的双向需求;其二,农民工规模增速总体趋减,老一代农民工退出的代际转换加速,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力军;其三,农民工从以选择就业的流动为主,向就业定居并重的转移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变,对就业和市民化有着更明确、更自主的诉求。

记者:农民工仍有较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促进农民工个体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郭晓鸣:针对新的形势和变化趋势,在农民工问题上我们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主动作为,重点从四个方面更大力度地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相关政策,为农民工群体继续提供良好发展环境,让他们能够再度出发,再创辉煌。一是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赋予进城农民工完整市民权;二是深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盘活要素、提高配置效率为核心进行创新,探索建立农民工的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农房,以及其他资源产权的自主有偿退出或市场交易制度;三是重点关注创业、待业和养老三类不同的农民工返乡群体,因地制宜地分类探索建立有针对性的扶持或保障政策;四是探索建立发现和回引返乡能人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应注重培育或重用一批返乡“能人”成为新型农村管理人才,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集体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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