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王巧捧

2026年7月，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有林因受贿22.14亿余元，身负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六项罪名，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中，洗钱罪涉及金额100万元。

近年来，对落马官员的司法裁定中，洗钱罪逐渐增多。“腐败案中追加‘洗钱罪’这一罪名，对反腐败有着重要的意义。”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监察与廉政治理专业委员会原副理事长高增安在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分析，加大对贪污贿赂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再止步于查清“谁收了钱”，而是顺着赃款流向追查“钱去了哪、怎么洗白的”，实现对腐败行为上下游全链条的打击。反腐败斗争从“查受贿”向“追赃款、断链条”纵深推进，对于“打财断血”、瓦解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以及预防腐败行为的再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为充分发挥陈军案警示教育作用，重庆市南川区组织建筑行业领导干部、重要岗位干部到法院旁听陈军案庭审。（冯琨麟/摄，图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法网收紧：洗钱入罪成“必答题”

曾任重庆市南川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站长的陈军，收受杨某某贿款260万元，后安排杨某某将其中159万余元转账至其同学舒某账户，由舒某以其名义购买房产及家具。陈军被留置后，舒某又将该房产抵押贷款99万元。2021年12月21日，南川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洗钱罪判处陈军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70万元。

随着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完善，落马官员“洗钱罪”在判决中正变得越来越常见，从过去两年最高检公布的数据看呈逐年上升之势：2024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腐洗钱犯罪955人，同比上升39.4%；2025年1至11月，这一数字增至1100余人，同比亦有上升。

涉腐洗钱犯罪“增多”背后，是制度和政策的深刻变化。2021年3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首次将“自洗钱”单独入罪。立法机关明确表态：洗钱在现代社会已具有独立属性，需要独立进行刑事法律评价，难以被上游犯罪吸收。“贪官‘洗白’赃款不再是‘事后不可罚行为’，而要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也倾向于数罪并罚，而非吸收。法律上为追究洗钱罪铺平了道路，洗钱罪数量上升就是反腐深化的必然结果。”高增安这样认为。同时，2023年9月，国家监委办公厅、最高检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正式确立“一案双查”机制，明确要求在查办贪腐案件时同步审查赃款去向和转移过程。

“一案双查”的实质，是把反腐败的视线从“谁收了钱”延伸到“钱去了哪、怎么洗白、谁在帮忙”。司法实践方面，腐败案中“洗钱罪”的判例，正越来越具有更多警示意义。

2026年4月28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洪礼和因受贿、滥用职权、洗钱三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其中，法院审理查明，2020年至2023年间，洪礼和通过办理大额存单、购买房产等方式，将部分受贿所得“洗白”，他因洗钱罪获刑三年六个月，被处罚金50万元。据报道，洪礼和是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中首名被控洗钱罪的“中管干部”。

而于2025年2月6日被宣判的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郝刚，身为金融监管官员知法犯法，洗钱罪刑期达四年，加之受贿罪获刑八年，合并执行十一年，并处罚金130万元。郝刚曾主管金融风险条线，却利用这一专业身份，借助虚拟货币来掩饰、转移受贿所得，但终究逃不过反洗钱调查。

“人财并查”让过去被忽略的洗钱行为被逐一追查，甚至“漏罪”被重新起诉。

根据裁判文书显示，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蓝钻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战略部原副部长罗某某，2025年6月10日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调查期间，罗某某曾供述，为掩饰资金来源，他通过其他人的银行卡收取10万元受贿款，并制造正常经济往来的假象。2026年2月，检察机关发现该“漏罪”线索，将罗某某解回再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洗钱罪，与前罪并罚。

类似的情形还有，2025年内蒙古扎赉特旗检察院在审查某国企原纪委书记陈某受贿128.5万元的案件时，发现陈某将20万元赃款通过中间人绕道他人银行卡再转入股票账户，随即开展补充侦查，最终成功追诉了“自洗钱”漏罪。这些“漏罪”的追诉表明，洗钱独立入罪后，赃款的每一次转换、每一道绕行，都可能成为独立追责的起点。

高增安指出，“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如同‘孪生’，有腐败犯罪活动就极有可能伴随洗钱活动，因为没有成功的洗钱，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意义。由此可以说，成功的洗钱是贪腐官员的‘护身符’和‘洗白器’。如今，腐败与洗钱的交融共生关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法律审视。”

打财断血，切断腐败“资金链”

洗钱罪的意义，不止于增加刑期，更在于“打财断血”，数罪并罚与赃款追缴同步推进。它把追责延伸到赃款流向和转换环节，使资金链条可以被逐段查明、逐段切断。高增安分析，将“自洗钱”入罪并实行数罪并罚，是明确否定了“贪腐收益权”，贪官不仅要为“收钱”坐牢，还要为“洗钱”加刑，这直接加大了腐败成本。“一案双查”机制的推行，使办案机关在查办贪腐时必须同步审查赃款去向，这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重上游犯罪、轻下游犯罪”的办案惯性。详细查明每一笔赃款的流向和转换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对贪腐资金的“穿透式审计”。一旦确认赃款已被“洗白”为房产、理财、境外资产等，这些转化后的财产也将被一并追缴，让赃款无处遁形。

“反洗钱还是打击腐败资金外逃的核心和关键，因为腐败资金外逃的本质就是跨境洗钱。”高增安说。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从“追人为主”转向人赃并重、境外资产依法追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洗钱罪认定、刑事司法协助等法治化工具持续深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涉及数亿元受贿款的成功追赃：曾任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彭旭峰受贿2.3亿余元后逃匿境外，其妻贾斯语将其中4299万余元通过地下钱庄或借用他人账户逐步转移至境外，先后在4个国家购买房产、国债。检察机关正是依据跨境转移赃款构成洗钱罪的认定，依法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2020年1月3日，法院裁定没收其包括境外资产及孳息在内的违法所得。这一案例说明，反洗钱追的不只是“罪”，更是“钱”——跨境洗钱被认定，境外资产同样可被没收。

在高增安看来，反洗钱语境下，那些参与、便利、支持、配合洗钱的“帮忙者”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相当于切断腐败分子赖以隐藏和享用赃款的“社会支持系统”。法律文书中亦有不少这类例子：上海浦东新区一银行干部王某受贿1700余万元，其妻子和妻弟明知钱款来路不正仍提供账户帮忙存现、转账，最终以洗钱罪被判刑；海南省文昌市符某某，明知其兄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入与财产状况明显不符，仍为其保管90万元现金并存入妻子账户，最终因洗钱罪获刑。追责“帮忙者”，切断的是腐败分子藏钱、用钱的“社会支持系统”，这比单纯加重个罪刑期更具治理意义。

“反腐败洗钱，直接切断了腐败犯罪的资金链条，‘破其所欲、灭其所图’。”高增安认为，这是法律的进步，是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的必然结果。

标本兼治：让贪腐“无利可图”

巨额贪腐资金一旦没法“洗白”，就会成为一颗永远的“不定时炸弹”。有些人在得知被查的风声后，为了逃避追责，试图掩饰隐匿赃款，结果反而罪上加罪。江苏南京某国企原副总经理李某收受好处费500余万元，2023年初，因单位领导被查，心虚的他将受贿款以“归还购房借款”的名义暂存行贿人处，最终检察官认定其转移赃款并虚构债权债务的行为构成“自洗钱”罪，在受贿罪之外又被追究洗钱罪。

一旦赃款被“清洗”后，无论是以房产、理财、境外资产还是以其他形态存在，均会被一并追缴，腐败分子发现赃款转不走、洗不白，自己只是赃款的暂时保管者，腐败行为就失去了价值。高增安说，通过反洗钱打击腐败、追逃追赃，可以收到“釜底抽薪”之效，从而从根源上瓦解腐败的内驱力。对此，高增安提出，制度预防和协作机制是需要重点突破的两个层面。

在强化前端预防方面，高增安建议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打造成反腐败洗钱的“利剑”，适时扩展“亲属”和“家产”的范畴，有序扩大申报信息使用权限，并加快构建反腐败洗钱监测平台，重点关注领导干部与特定非金融机构的交易记录，提高腐败预警和洗钱线索发现能力。

同时，他强调构建“反腐败与反洗钱协同联动、防逃追逃追赃一体推进、侧重防范资金外逃”的长效体制机制。这本质上要求打破纪检监察、公检法、金融、海关等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将反洗钱的专业筛查机制与反腐败调查深度嵌合，确保在查处腐败案件时，不再遗漏对赃款流向和“洗白”过程的同步审查。

国家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启动。202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发布了“国家反洗钱数据库智能化平台”软硬件采购招标公告，表明国家层面对反洗钱数据基础设施正在进行新一代的技术升级。

“让每一笔赃款的流向都能被追踪、每一次‘洗白’的尝试都能被定罪、每一分被漂白的资产都能被追缴，让腐败真正变得‘无利可图’，这不仅是法律技术的进步，更是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的必然选择。”高增安表示。洗钱独立入罪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加重刑期，而在于实现腐败全链条打击——从“查受贿”延伸到“追赃款、断链条”，彻底破除贪官留存、享用赃款的侥幸心理，从根源上遏制腐败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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