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杨涛 陈羽啸 雷远东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四川作为文化遗产资源大省,在广袤的蜀地上,散落着无数如明珠般的文化遗产,覆盖古遗址、古驿道、古建筑等多种类型,讲述着巴蜀文化独有的历史密码。如今,一场论坛的到来,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国际对话注入了新的活水。


10月31日,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论坛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大学、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聚焦“保护文化遗产 赓续历史文脉”主题,邀请国内外重要文化组织机构、知名专家学者等展开研讨交流,进一步凝聚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学术共识,增强共同守护全人类文明瑰宝的责任担当,让文化遗产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天上午,在开幕式暨主论坛中,来自国内外的六位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了主题演讲。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到伟大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合作,以及全球史视野下的三星堆-金沙……现场,专家学者分享了他们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带来了一场高峰对话。


聚焦中华文明

聆听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声音”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中国这片历史底蕴深厚的大地上,文化遗产星罗棋布,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近年来,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而透过论坛现场嘉宾分享的案例,能够窥见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扎实脚印。

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以《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为题,进行分享。他提出,中华文明六大精神标识体系为:黄帝陵、甲骨文(汉字)、都城、黄河、长江、北方草原文化带。在王震中看来,它们应能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相一致,并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

演讲中,王震中对六大精神标识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表示,黄帝陵代表人文初祖与民族凝聚,对应文明起源;甲骨文(汉字)是中华文化基因载体,见证文明传承不绝;都城是国家与文明物化标志,为历代政治文化中心;黄河、长江两条母亲河,共同构筑中华文明发展舞台;北方草原文化带体现农耕与游牧文明交往互化,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世界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中国世界遗产大家庭已经蔚为壮观。论坛现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围绕《10年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演讲。

宋新潮提到,10年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取得突破,遗产保护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保护管理机构能力建设得到持续强化,长城、大运河等大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同时,宋新潮也指出,文化遗产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文化遗产促进文明互鉴与国际合作日益彰显。“无论是泉州,还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作为金名片提高了地方知名度,也成为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宋新潮说。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


置身国际视野

以文化遗产为桥促文明对话


文化遗产作为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文明积淀的鲜活载体,镌刻着人类共同的生存智慧、价值追求与精神密码,是跨越地域、消解分歧、联通世界的天然媒介。文化遗产没有国界之分、高下之别,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主论坛现场,多位专家学者也置身国际视野,以自身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带来了演讲。

其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博物馆首席专家、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原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齐耶夫的主题发言,围绕《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伟大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合作》展开。他重点介绍了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明格特帕、萨扎干、拉巴特、契纳尔特佩、蒙扎铁佩等遗址开展的联合发掘与研究成果。他特别提到,在费尔干纳谷地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中国“五铢”铜钱等出土物,这些都是文化交流的典范物证。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博物馆首席专家、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原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齐耶夫

同时,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加米尼·维杰苏利亚以《当文明通过遗产发声:从见证到对话》为题带来演讲。演讲中,他探讨了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若干世界遗产地,如何通过揭示不同文明对自然、信仰、治理、知识、交流与延续性等共同人类问题的不同回应,为文明间对话作出贡献。

从长城到良渚,再到莫高窟……分享中,加米尼·维杰苏利亚以这些中国知名的文化遗产为例,阐释了它们作为世界遗产在文明对话中的独特作用,并表示它们展示了中国不同地区的故事。同时,他还提到,桑吉和阿旃陀展示了印度在传承、再阐释与佛教思想传统方面的进程;阿努拉德普勒和锡吉里耶提供了斯里兰卡在景观、技术等方面的不同表达。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加米尼·维杰苏利亚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香港城市大学资深教授张隆溪以《中西视野下的比较诗学》为题带来演讲。他提到,中国和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有重要的经典为各自文化传统的根基。对中西经典做比较研究,就可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最终有助于不同民族及文明的和谐共存。

现场,张隆溪以比较诗学为例,认为《尚书·舜典》“诗言志”是中国最早的诗论,认为诗是表现诗人的情志。而西方古典诗学则认为人有模仿的本能,诗是对事物或行动的模仿。分享中,张隆溪提到了杜甫诗歌中出现的“黄四娘”,表示正是因为诗句的广为流传,才让这位本在历史中默默无闻的女性,得以进入后人的视野,这也是诗歌的美妙之处。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香港城市大学资深教授张隆溪


在全球史的视角下

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为何如此重要?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作为古蜀文明的“双子星”,从全球史视野观察,三星堆-金沙遗址又置于何处呢?论坛现场,文科一级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登台,带来了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三星堆-金沙》的演讲。

霍巍指出,世界古代文明中,青铜时代是一个全球性的时代。如果将青铜器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可以将整个欧亚大陆原生形态的青铜文明划分为三个最为主要的、更大时空范围内的文化系统,即:西方青铜文明系统、欧亚大陆北部草原青铜文明系统、东方青铜文明系统。“三星堆-金沙青铜器的出土完全改观了传统的对于东方青铜文明体系的认识。”

文科一级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

在霍巍看来,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是世界青铜时代一个独特的技术与艺术高峰。三星堆-金沙一方面体现出了“唯有东方青铜文明才具有的文化底色,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典型范例”,且又以独特的巫祝、巫术以及祭祀行为,“改写了东方青铜文明当中文献有载但实物无征的既往历史”;另一方面,从全球视野来看,三星堆-金沙又展示出其具有开放性的“世界体系”的另一侧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是全球史上挑战传统历史叙事的一场革命性的发现。”

主论坛现场,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巴蜀书社共同主办的《三星堆学刊(中英文)》创刊号也迎来了正式发布。该学刊立足三星堆-金沙与古蜀文明研究,面向国内外考古学、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等相关领域,致力于刊发具有学术价值的新发现、新研究、新成果。学刊编委会由著名考古学家王巍担任主任,编委汇聚了孙华、许杰等二十位国内外顶尖学者。

《三星堆学刊(中英文)》创刊号正式发布

其中,首刊设置“三星堆-金沙与古蜀文明”“考古发现”“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英文专栏”四个栏目,汇集霍巍、李水城、邓聪、柳扬等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幕式暨主论坛之外,论坛还分设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遗产价值大众化传播、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5个平行论坛和14个学术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