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报记者 卢瑶
自贡市富顺县代寺镇小学的校内铁索桥让孩子们忆苦思甜。受访者供图
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国多地校园手机禁令再度升级。9月1日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此前，福建、广东、河南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把校园手机管控从“校规”上升到了“法规”。
禁令一道接一道，可落地效果到底咋样？家校社能不能真正联手，给孩子们筑起一道远离手机沉迷的“防护墙”？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现象：禁令升级 各地出招
9月18日清晨，重庆一所小学门口，家长乔文正从孩子手腕上取下电话手表：“反正进教室也要交上去，就别带进学校了。”自从《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施行后，学校要求家长事先签好承诺书，督促学生不把手机带进校园。学生虽然可以戴电话手表到校，但进校后必须统一放进班级手机保管箱，放学后再领回去。
在乔文看来，这套管控模式兼顾了育人与安全双重需求：“校园严格禁机，能让孩子专心投入课堂，不再分心走神；放学归还设备，也能随时联系到孩子，解决了家长的安全顾虑。”
作为全国首部中小学心理健康地方性法规，《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实施两年来，广州校园电子产品监管持续提质升级。记者走访了解到，广州市真光中学实行“入校严查+全程管控”模式，严禁学生携带任何违禁电子产品入校，在校门口配备专业检测仪器开展常态化筛查，全方位封堵携带漏洞。
即便暂无专项立法的地区，各校也结合办学实际、学生特点，探索适配性更强的本土化管理方案。
自贡市富顺县代寺镇中心小学校是一所乡村学校，留守儿童较多。学校主动联动家长，建议家长远程在电子产品上开启“少儿模式”，让孩子离校后，家长也能管控其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难题：落地太难 各方叫苦
校内禁止携带手机，看似有规可依，真正落地却面临多重难题。
学校是执行手机禁令的首要责任方，但近年来不断遭遇现实挑战。在网络平台上，有学生分享自己“上交模型机，留下真机”玩手机的经验。甚至购物平台，搜索“藏手机”就能出现保温杯、笔记本、词典等伪装物品，为学生藏手机提供便利。“发现后，我们也很难制定成文的惩罚措施。”代寺镇中心小学校副校长李燕告诉记者：“一般都是口头教育，事后多跟家长沟通。”
对老师来说，查验监管属于额外劳动，耗费不少时间。多位受访教师反映，每天在校门口逐一检查学生是否携带手机，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不少家长内心同样十分纠结。一位住校生家长对记者道出很多家长的心声：“孩子平时打车往返、放学之后向家里报平安，确实离不开通讯工具。”多数家长能够认同校园内禁止智能手机的管理导向，但也期待学校能够设置灵活的变通方案，兼顾日常联系的现实需求。
除此之外，禁令之下还滋生出新的治理隐患。部分学校周边个别商家看准“商机”，暗地里做起面向学生的手机出租生意。此前有媒体报道，部分校园周边小卖店店主拿出手机租借给学生使用，按天收取1至10元不等的租金。这种地下租赁业务，既绕开学校管控，也脱离家长监督，进一步加大校园电子产品治理难度。
未成年人网络自控力偏弱的现实同样不容忽视。最新发布的《青少年发展蓝皮书：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98.3%，64.2%的受访未成年网民坦言，自己对短视频缺乏自控力。
“校内收走手机，只是管住了‘在校八小时’，管不住放学后、周末和节假日。”有着数十年一线育人经验的“中国好人”、山东省平度市朝阳中学退休教师吕文强表示，单纯禁止只是被动堵截，并未解决学生的精神需求和自控短板，强制禁用手机只会将学生的用机需求“逼向地下”，不仅难以根治沉迷，还容易加剧亲子冲突、师生对立。
思考：疏堵结合 多方合力
校园手机治理，不能止于“一禁了之”，要在严格管理与合理疏导之间找到平衡，既守住校园秩序，也回应未成年人真实的成长需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和学校已在探索更科学的治理路径。
海南三亚天涯区面向学生开设特色课程与公益托管服务，丰富文体、科创、劳动等实践活动，以高质量的线下兴趣供给替代手机依赖，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用机习惯，营造清朗成长环境；
山东济南以家庭契约的方式，家长带头减少刷手机，亲子共同协商电子设备使用时长，把手机治理延伸到家庭日常生活，弥补离校之后的监管空白；
贵州黎平开展校园周边手机租借寄存专项整治，聚焦城区中小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的文具店、手机门店、校外托管机构等，严查有偿租借、代管寄存手机行为，并对11家违规商户进行现场普法，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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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教育前置、疏导为先，利用班会课常态化开展媒介素养教育，通过沉迷警示片、手机利弊辩论赛、主题分享会等形式，让学生直观认识网络危害，树立正确用机观念。”李燕介绍，针对学生课余生活单一、容易依赖电子产品的问题，学校常态化开展越野赛、户外野炊、研学实践等线下活动，依托校内特色“野战场地”开展忆苦思甜德育教育，用充实、有趣、有温度的校园生活填补学生课余空白，让学生主动放下手机、专注成长。
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课堂。长期活跃于家校联动领域的家庭教育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梅建议，可以用家庭文化生活让孩子主动放下手机。她给出了一系列“调整方案”：“可以选一个手工项目，全家一起动手，让孩子有事可做，这种成就感比游戏里的虚拟奖励持久得多。还可以固定时间搞一次家庭读书会，孩子和家长一起做共创读书笔记，重建对话空间。”
所有外部管控、制度约束，最终都要落脚于学生的自我约束。吕文强表示，手机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数字媒介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他建议，中小学校应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常态化德育课程，引导学生合理利用手机查阅学习资料、拓展知识边界，区分工具属性与娱乐属性。对于一些已经沉迷手机的学生，可通过心理疏导、榜样引领、同伴互助，帮助学生正视网络诱惑，学会自我约束、自我规划，逐步摆脱被动管控的状态。
数字时代，手机是工具，而非洪水猛兽。校园手机禁令这道题，不是一句“禁止”就能交卷。唯有家长、学校、社会和学生共同努力，才能让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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