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勋
南宋时期，弋阳县（今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典押杨宜、彭信，借“运官物”强占渡船。河水涨时，百姓本该用大船摆渡，二人把大船扣下私用后，别人只能用小船。小船不稳，发生翻船事故，三十多人丧命。州里接到状子，要拿人，知县反复袒护掩盖，此事一直被捂着。后来因县里另拖公事，州官复查才重新翻开案卷。
典押是县衙老差，出了人命知县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圈子。于是州府催，县里拖，百姓告，县里压，真瞒不住了，才处理两个跑腿的。三十几条命，最后换了两个恶吏两顿脊杖、刺配了事。
这是南宋法学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的真实案件，暴露出古代基层治理的弊病。作为流官的知县只有融入地方的圈子并竭尽所能保护这个圈子，官才做得稳。古代“圈子文化”不仅在庙堂之远的基层盛行，在朝堂之上，生命力也很旺盛。
表面上看，进入一个圈子意味着获得了资源、庇护和上升通道，但每一次入圈，何尝不是“入套”。圈内成员必须接受圈子的规则，付出忠诚乃至原则作为交换，自己的清誉、命运也与圈子牢牢地捆绑住了。
“圈子”加速吏治腐败
颍川郡襄城县（今河南省襄城县）人李膺，东汉名士，他生性孤傲，不爱交际。尽管如此，他身边仍旧围着一群溜须拍马的人。李膺、郭泰等人领导的清流运动，当时连皇帝都要让三分。他们与三万余名太学学生形成了一个舆论监督网络，对宦官及其党羽进行舆论声讨。圈内给朝中大臣和名士评定称号，“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这套称号本身就是一套声望分配机制。谁被列入其中，谁就声名鹊起，谁被排除在外，谁就仕途黯淡。谁要是能跨进李膺家的门槛被他举荐，身家立刻翻倍，当时叫“登龙门”。
孔融10岁那年跟着父亲到洛阳，跑到李膺家门口，跟门房说自己是李膺的亲戚。李膺见了他，不认识，问：“你跟我是什么亲戚？”孔融说：“我的先祖孔子，与您的先祖老子有师资之尊，咱们两家世代通好。”李膺和在座的圈内人都惊了，认为这小孩太机灵。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不是李膺这种圈子核心人物在场，一个10岁孩子的聪明话，根本没人会在意。圈子的准入资格，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若孔融不是名门之后，恐怕连李膺家的门都摸不到。
至隋朝，科举制的选人模式虽然比察举制严密，但这道墙同样裂缝丛生。还有的人混血缘、地缘、道统的圈子，绕过了科举这道槛。
南宋末年，贾贵妃的枕边风将弟弟贾似道吹上了相位。此人不学无术，酷爱斗蟋蟀，以致临安城（今杭州）养蟋蟀、斗蟋蟀成为了不少百姓的日常。贾似道能凭蟋蟀的叫声辨出好坏，对遴选、决斗、饲养的门道都有自己的心得。他天天在西湖边的“半闲堂”里，以逗蛐蛐为乐。
元朝的骑兵已围住襄阳，军报一封接一封送到临安。贾似道坐在楼台亭榭之间，只顾低头看盆里的两只虫咬成一团，连头都不抬。有人忍不住问：“斗蟋蟀也是军国大事吗？”他听了笑一笑，根本不当回事。
明正德初年的太监刘瑾，兴平（今陕西省兴平市）人，原姓谈，因依附刘姓宦官入宫而改姓刘，他与王振、汪直、魏忠贤并称为“明朝四大宦官”。刘瑾用人先看同乡、同气，韩福、焦芳都属此类。韩福是西安人，成化进士，早年在大名知府有清名，可入刘瑾圈子后一味迎合。湖广欠租六百多万石，多是弘治以来灾免之数，韩福为讨刘瑾欢喜，坚决追征，让百姓苦不堪言。
焦芳入阁后则当起了刘瑾的“白手套”，行贿者得先把三分之一的财物给焦芳作为“过路费”，剩下的才经他之手转给刘瑾。其子焦黄中不学无术，焦芳通过刘瑾授儿子翰林检讨，后又进编修。焦芳自己圈里人在科举中名次靠后，他不满意，找刘瑾为这些人“逆天改命”，直接将这些人上升多个名次且授官。这些庸才渗透到明王朝各个系统，编织成庞大的人脉网络。
后来明武宗朱厚照下令对刘瑾抄家时，其党羽六十余人被降谪。谏官开列的刘瑾圈子的名单里，中枢六部、地方三司的关键岗位都被刘瑾的圈内人所把持。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徽宗崇宁年间权臣蔡京主导刻立的政治碑刻，它将司马光、苏轼等309名官员列为“元祐奸党”。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圈子因政见分歧而形成的朋党之争。图为桂林桂海碑林博物馆的元祐党籍碑。
朋党与王朝内耗
唐元和三年（808年），朝廷开科选才。考生牛僧孺、李宗闵位列前茅，但他们的策论痛批时政，惹恼了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告状说考试有舞弊，结果考生被贬，李吉甫也因朝臣反弹被调出京城。代表寒门学子的一方与代表士族门阀的一方，梁子就此结下。
13年后的长庆元年（821年），礼部再开科考。宰相段文昌托主考官钱徽照顾几个人，结果发榜时一个都没中，上榜的全是高干子弟。段文昌告到皇帝那里，穆宗下令重考，14人全是关系户，其中11人答不完卷。钱徽因此被贬，副主考李宗闵也被贬出京。主张严惩舞弊的李德裕（李吉甫的儿子）趁机占了上风。
两次科场风波，起因不过是一次排名争议和一场没走通的后门。但就是这些小圈子，逐渐星火燎原，点燃了晚唐持续四十年的牛李党争。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子，依靠进士及第步入仕途；李党以李德裕为代表，多是高官子弟，依靠门荫入仕，甚至李德裕本人就极度轻视科举，主张缩减进士科规模。
两派忙于较量，把国家安危抛在脑后。彼时藩镇作乱、边疆告急，朝堂之上无人讨论御敌安边之策，反倒绞尽脑汁攻击对手。官员思考的不是如何为国理政，而是站队结盟。朝堂法度被派系人情架空，行政效率崩坏，大唐王朝在这两个圈子的恶斗中耗尽了元气。
电视剧《清平乐》中，出现了一个被观众戏称为“背诵默写天团”的政治圈子。剧中出现的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等北宋名臣，因其作品常出现在教科书中且被要求“全文背诵”，因此而得名。
宋史研究专家吴钩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古代没有政党概念，“背诵默写天团”这类朋党就相当于当时的政党，以政见分，与以个人利益与私人关系分化的圈子还有不同。也有人认为，这个圈子依旧存在“圈子文化”，实则是大圈套小圈。
庆历年间，泾州（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一带）知州滕宗谅，也就是《岳阳楼记》里“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滥用公钱被人告发。上面派人下来查，他把所有账本一把火烧了，目的是不想牵连跟自己吃喝过的朋友。台谏官决定严办。身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反复上书替老朋友滕宗谅说话，最后滕宗谅只是被贬到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了事。
吴钩指出，“事实上，‘背诵默写天团’内部还是存在抱团取暖、互相包庇的现象。”王安石变法前后，朝堂上的“圈子文化”体现得尤为明显。
新旧两派很快将政见之争扭曲成派系站队，到后来，评判官员的标准不再是办事能力，而是看站位。宋神宗在世，新党掌权，司马光被闲置洛阳15年，埋头编撰《资治通鉴》。苏轼因为对新法提出不同意见，屡遭贬谪，辗转各地。神宗驾崩，高太后临朝听政，旧党卷土重来，开启“元祐更化”。司马光担任宰相，不问新法利弊，凡是王安石推行的法令，不分好坏一概废除。就连民间普遍认可、切实减轻百姓负担的免役法，也遭到全盘推翻。苏轼公开劝谏，指出新法部分举措利国利民，不该一刀切废弃，可这份理性的声音，在派系洪流之中无人倾听，苏轼也因此又被旧党排挤。
历史上大多数圈子并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党争地步，但它们同样会给国家治理带来麻烦。只有当个别圈子的势力范围和规模超出一定的安全阈值时，皇帝为平衡利益，不得不对圈子下手整治。
皇权与“圈子”的博弈
历代整治圈子的实际操作中，利益圈最容易对付。谁收了钱、谁卖了官，证据确凿，皇帝一道圣旨就能抄家灭族。真正棘手的是那些披着“道统”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清议圈。
东汉党锢之祸爆发后，大将军窦武、陈蕃密谋诛杀宦官失败，宦官集团随即展开疯狂报复，李膺作为士大夫领袖被重点清算。当统治阶层意识到李膺“结党谋反”的罪名远远超出了清议的范畴，也不再多虑，决定对其下手。李膺主动自首，遇害。其门生、故吏都被禁锢，不准做官。
南宋孝宗认为，东汉党锢之风是由“清议”促成的，所以要对“士大夫好唱为清议之说”的现象进行制止。然而，清议圈手里握着舆论武器，动他，你就是昏君；不动他，他就天天骂你。有时候，皇权在圈子面前，也常常陷入两难。
“历代帝王对朋党问题都比较警惕，宋仁宗同样对朋党也没有多少好感。”吴钩说。
宋仁宗曾问过范仲淹对朋党问题的看法，范仲淹回答说，自己在镇守西北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胆小怕死的人抱成一团，那些勇猛的人也抱成一团，人以群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朝廷中有人结成朋党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官方政治话语习惯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宋代士大夫则开始从正面去解释朋党在政治中的意义，为自己辩护。”吴钩表示。
雍正帝在《御制朋党论》里，直接推翻欧阳修“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根本没有朋党，只有小人才拉帮结派。在他看来，朋党是皇权最大的威胁，东汉党锢之祸死了多少人，唐朝多少名士因为站错队丢了性命，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整顿搞圈子、搞朋党这股歪风，雍正帝还特意拿自己举例，说当年做王爷的时候就独来独往，既不收小弟，也不得罪人，干干净净。他还说，要是欧阳修生在当下，也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雍正这番话，固然有其巩固皇权的政治考量，但也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即真正的君子之交，坦荡如水，无需抱团取暖，更不必以“圈子”为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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