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李浩瑄
今年初，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播出，披露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罗保铭案的诸多细节。罗保铭的仕途起步于天津，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天津市商业委员会主任期间，他第一次收下一名商人送上的50万元现金。2001年罗保铭调任海南省委副书记后，这些商人老板与他的关系没有断开，而是跟随他延伸到了海南。
经审查调查发现，以罗保铭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老乡圈”——多名商人老板、领导干部参与其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案人员康智慧在专题片中介绍，罗保铭案“政商关系错综复杂，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具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自身腐败与家族式腐败相交织的特点”。2025年12月，罗保铭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些圈子本质上都是差序格局在现实中的投影——以血缘、地缘的亲疏远近决定信任与资源分配。这种以己为中心、依亲疏远近区别对待的关系逻辑，在当代权力场域中并未消失，反而以“圈子文化”的形态隐性存续。
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不少都能看到差序格局的影子。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武华太被通报“大搞‘圈子文化’‘山头主义’”，晋能控股集团原董事长郭金刚案中“圈子文化盛行，权钱交易肆虐”，贵州省公安厅原巡视员周云因“长期组织下属吃吃喝喝，逐渐形成小圈子”被查处。
人以“圈”聚：圈子如何建立
罗保铭案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带老板上任”。领导干部官当到哪里，就把熟悉、信任的商人老板带到哪里。这些商人老板紧紧攀附罗保铭，罗保铭也乐意与这些腰缠万贯的老乡们“互惠互利”。专题片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九监督检查室副主任李申凯分析说：“老乡圈，在罗保铭案中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商人老板看中的是领导干部的权力，领导干部看中的是商人老板能给自己带来的潜在的利益。老乡有一个天然的亲近感，相互请托办事，然后给对方再输送利益。”
罗保铭还利用选人用人上的话语权，在多个岗位安插“自己人”。已落马的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董宪曾，就是他在海南培植的老乡圈中的领导干部之一。罗保铭“落马”后不久，2024年10月，琼海市委书记田志强任上被查——他曾是罗保铭调任海南时从天津带过来的秘书。罗保铭的“前亲家”是曾在某金融机构担任高管的恽铭庆。两家结亲后，罗保铭主动利用职权为恽铭庆“创造价值”，而恽铭庆也反过来送给了罗家数千万元。
在正式的组织架构之外，“圈子”运行着一套自己的规则。决定一个人位置的，往往不是职务高低，而是离“核心”有多近；决定一件事能否办成的，不是程序合规与否，而是能不能找到“对的人”。
某省直机关一位普通干部向记者讲述，他刚进单位时，听到同事们私下议论谁是谁的人时，意识到有的干部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某某是某位领导的心腹，某两位同事是老乡，所以较为亲近，这在机关里确实会存在，不过大部分人不会越过法律红线。”这名干部说，有时要推进一个跨部门的协调事项时，如果存在同学关系或者老乡关系，确实有利于推进工作。而同学、老乡、战友、前同事这些原本正常的社会关系，一旦被过度绑定就可能异化为利益勾连的纽带。
图片由AI生成
圈子的运转：信息、人情与利益交换
在所有权力资源中，信息是最容易被圈层化的。罗保铭与天津商人张某的交往很能说明问题。张某在海南开发了一个房地产项目，擅自多盖了两层，由于周边建筑有严格限高规定，相关部门发现后勒令拆除。张某找到罗保铭，请他出面“打个招呼”。罗保铭在专题片中说：“我说这个谁是从天津来的，我过去认识，请他关照一下。开始规划部门不太同意，后来领导又帮助出面说一说，算了，就放（过）了吧。”一个“招呼”，就让违规建筑“合法化”。
圈子一旦形成，就有了一套运转法则。这套法则既不是正式的制度规范，也不是纯粹的感情联络，而是信息、人情与利益的三重交换。
山西省纪委监委查办的晋能控股集团原董事长郭金刚案也印证了这一点。据专题片《护航》第二集《风腐同治》披露，郭金刚身边围绕着一群河南老乡施工队供应商，他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郭金刚每一次职务变动、每一个重大项目的内部信息，都通过特定渠道提前“喂”给圈内人。正式的招标公告还没有发布，圈内人已经知道了项目的规模、预算、工期，甚至评标标准。
某省属国企纪检监察组的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记者，之前办案核查个别招标项目时发现，有的供应商参与投标时表现出的信息准备程度明显超出公开渠道能获取的范围。“很明显，这些人比别人更早知道消息，等正式公告出来，人家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在圈子内部，这些上位者非常在意其他人对他是否“忠诚”。据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贵州省公安厅原巡视员周云的圈子有一套完整的“投名状”体系。圈子成员多次陪同周云上坟祭祖、组织生日宴会。表面上是私人交往，实际上是“表态”：用时间和精力成本向圈子核心证明“我是自己人”。
信息和人情的圈层化，最终指向利益的圈层化。罗保铭收受好处的方式十分隐蔽。天津老板张某起初提出在海南送他一套房子，罗保铭觉得太惹眼就拒绝了。但转过身，罗保铭爱人看似不经意地提出，家里在天津的两套房子太旧了，想改善改善。张某听了立即心领神会。罗保铭说：“这个老板就把我们家的两套旧房子、小房子，换成他的两个单元的大房子、新房子。”以旧换新只是障眼法之一。罗保铭和另一名天津老板杜某的权钱交易，则通过高价卖房来遮掩。罗保铭利用职权帮助杜某在海南承揽了大量工程，杜某以远超市场价数百万元的价格买下罗家在天津的一套旧房产。郭金刚案的数据更为直接：20多年里，7个“老朋友”给他行贿上亿元。这些“老朋友”全是河南老乡施工队供应商。
圈子的自我强化：排异、护短与腐败的“内循环”
“当圈子完成利益圈层化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松散的社交网络，而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能力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边界会越来越明显，因为每增加一个成员，就意味着既得利益需要重新分配。”一名多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比如罗保铭的“老乡圈”以天津籍为边界，天然具有排他性。非天津籍的干部和商人很难进入核心层。
在学术领域也存在类似现象。有学者指出，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学阀”垄断课题资源和核心期刊版面，没有“学阀”推荐或导师“打招呼”，青年教师的论文连外审环节都进不去。某985高校的一名青年教师说：“你要想申请课题，得先弄清楚你导师跟更上层有没有渊源。如果没有，申请书要想通过院里的初审就要下一番功夫。”
专题片《护航》第一集《利剑促发展》中披露了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武华太案中的一个细节：在武华太的“圈子文化”笼罩下获得提拔重用的“买官者”上位后也开始收受贿赂。“这是因为这些人的‘买官’行为本身就是‘投名状’，他们用自己的违法行为向武华太证明了是‘自己人’，也因此得到武华太的庇护。上位后，这些人变本加厉，形成“贪腐接力”。因为这些人很清楚，他们之间是捆绑的，一旦有一个人被查，其他人都会被连带出来。”上述办案人员分析。
“圈子文化”的危害远不止于贪腐本身。更深层的伤害在于对政治生态和治理生态的侵蚀。它使正常的党内关系庸俗化，形成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庸俗的利益关系；把同志关系变为江湖关系，甚至异化为金钱关系。
“圈子文化”还会让政绩观严重错位。那些“圈内人”眼睛只盯着上级的脸色、升迁的帽子，用“站队”代替“站位”；信奉“大树底下好乘凉”，钻研“关系学”、编织“关系网”。与此同时，圈子的边界效应也让一批庸碌躺平的人找到了“避风港”。实干者被边缘化，躺平者被庇护，组织的运转效率和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势必被损耗。
识别“圈子文化”的多重面孔，不是为了给“圈内人”画像，而是为了看清病灶，对症下药。“圈子文化”侵蚀的是公权力的公信力，破坏的是制度的刚性，扭曲的是选人用人的标尺。只有杜绝“圈子文化”，才能让制度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让公权力回归其公共属性。（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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