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一辈子滴酒不沾是不可思议的。人情世故讲究情面，想躲开所有酒局几乎是不可能的。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萧军回东北参加萧红的一个纪念活动，途经四平时作过一场报告。至今言犹在耳的是，他说国人特别讲情理，“情”在前，“理”在后。而酒在人情场面上，总能激发激情，让人豪情万丈。
年轻时我不能喝酒，喝一点点就会脸红得厉害，脖子上泛起红疙瘩，这属于酒精过敏。在酒局上，别人热热闹闹地喝，我只能当旁观者。一来二去，朋友们再张罗酒局时就不大叫我了，我有时会产生一种被抛弃的自卑。后来，我尝试着一次喝一点儿，与酒打起持久战，直到把酒精过敏打成“酒精麻木”，渐渐地我能喝一二两白酒了。
酒量不行怎么办？这是一个东北男人没法回避的“考题”，酒桌上流行一句“励志”的话，叫作“向感情要酒量”。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喝多喝少是情感的计量表。到了东北民族地区，人们衡量初次见面的朋友，标准就是看你在酒桌上肯不肯喝多，喝得越多越醉，证明你越老实忠厚，不藏奸，是可交的朋友。一场大酒过后，想办什么事都好商量。
作为文学杂志的编辑，想组到好稿子，不会喝酒也是个短板。我在《关东文学》当主编时，跑到全国各地去组稿，把酒喝好可能就是“一把万能钥匙”。格非兄那时在华东师大教书，他在《师大忆旧》中写道：“那时有太多的闲暇无从打发。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个人从未想到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作家’，或去从事专业创作。《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等小说，完全是因为时任《关东文学》主编的宗仁发先生频频抵沪，酒酣耳热之际，受他怂恿和催促而写成的。”这段话可为一佐证。
养成抽烟喝酒“不良嗜好”的人，年久日深忘不掉的口号是“川酒云烟”，不少同道爱好浓香型白酒，尤其是五粮液等四川浓香型白酒中的王牌。前几年有一次过春节，我们几个文学编辑老友组团到广西龙胜去聚会，行前大家约好每人要把家里的“过期”白酒——就是惯常所说的“酒家底”带上。到了酒店每天开一个“盲盒”，今天喝我带的，明天喝你带的，结果“盲盒”一开，竟然多是商标已经有些破损的五粮液。经过几多岁月的沉淀，这种酒一打开瓶盖，香气便满屋四溢。朋友们边喝边聊，喝得自由自在，聊得特别开心，看来好酒在无功利的氛围中，才能品出真正的滋味。
谈论起喝酒的诗意，大家自然想到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从这些流传千古的诗句中，不难看出酒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分量。
举国酒局上，各种劝酒说法颇多，比如河南的“端酒”，就是敬酒者用一个托盘端着三杯酒到你面前，被敬者要连喝三杯，敬酒者却一杯不喝。理由是困难时期，酒是稀罕物，自己舍不得喝，要留给尊贵的客人喝。三劝两劝，就会把人喝多。
有一次在南阳，前一天晚上就被“端酒”喝多了，第二天中午要返程前，另一个朋友摆上饯行酒，我还有些发烧，闻到酒味就想呕吐，就和朋友解释说昨晚喝多了，今天就不能喝了。朋友笑笑说，那昨天是因为酒好呢，还是菜好呢，或是人好呢？几个问号，让我无言以对，只好硬挺着端起酒杯，胡乱喝了一通，后来险些没赶上航班。乘飞机据说有个规定，就是醉酒乘客是不允许登机的，检验标准是让喝酒的乘客走五步，看看能否走直线，走不了直线就不能登机，据说有一位作家就因此被谢绝登机。
其实，好多酒局都是以酒为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趣的酒局得酒逢知己，在对酒的品味中也是一种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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