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第一次走进考古探方，开启考古之路。2018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以后，正式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此开启了我作为一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
入所之后，我有幸被考古所安排到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都城上京遗址城市考古研修班学习。指导我们学习的董新林、钱国祥、肖淮雁三位老师，与我们同吃同住，一道上工下工，生活中对新入职的年轻人备加照顾；在政治作风纪律与发掘工作中则是严格要求。他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考古是良心活”，要沉得下心，对历史负责，对遗址敬畏。三位指导老师，择一事终一生，几十年如一日深耕城市考古的沃土。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考古发掘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扛起文化戍边重任。
雄安新区成立以后，根据考古所统一安排，我跟着何岁利老师奔赴雄安鄚州城、古州城进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与收获。通过考古发掘，明确了汉唐宋元明清以来鄚州（亦称莫州）的历史沿革与变迁。2019年鄚州城遗址发掘收获，以《河北雄县鄚州城遗址2019年发掘简报》为题，刊发在《考古》2021年第9期，是雄安新区成立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考古简报。社科院考古学者坚持考古发掘始终服务国之大者，以文化建设绘就未来之城的新画卷，以考古发掘探寻雄安千年文脉。雄安古州城、鄚州城的考古发掘成果，以《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的形式，于2025年7月28日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开幕，我更是有幸参与到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策展之中。
进入考古所工作后，作为学术秘书，我有幸跟着朱岩石、董新林、杨勇等老师参与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中国都城考古新进展等重要学术会议的筹备策划工作。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前辈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为党和国家作出重要贡献，他们的学问、学养和人品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大约是在2019年底或2020年初，朱岩石老师因身体不适住院，我受研究室老师委托去医院给朱老师送东西。朱老师在电话里详尽告知我从考古所到医院应乘坐哪趟车，进医院大门后右拐多少米到电梯，出电梯后多少米到病房，几乎精准到每一步，这应该是常年从事考古工作养成的严谨习惯。到了病房后，本想着送完东西就回去了。或许是住院时好久没人陪朱老师说话了，又或者是朱老师觉得应给予入所的年轻人更多的关心，那天朱老师与我聊了很久，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在人生和工作中一定要踏实走好每一步。
随后几年，在参与举办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中日都城论坛，以及澳门圣保禄学院、澳门黑沙遗址发掘的工作中，我与朱老师逐渐熟悉，才发现他待人随和，做事严谨。在办会期间或发掘结束，他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考古发掘的有趣故事。朱老师常年主持和负责邺城考古队工作，为邺城遗址、磁县北朝墓群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城址考古工作殚精竭虑，对中国乃至亚洲城市考古工作从方法论到田野实践各层面都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用。但天不假年，善良温和、谦逊智慧的朱老师于2024年10月18日逝世，他正直宽厚的君子之风，永留后辈心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社科院的家国情怀，在考古所前辈学人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是长期奋战在田野一线的考古工作者，他们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可爱的人”，他们以忠诚于党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投身考古工作，始终做有情怀、有风骨的学问。何其有幸，我能够聆听各位社科考古人的教诲。入职社科院以来，得益于院党组、考古所对青年人才有组织科研的统筹规划，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中，我始终深扎考古一线。2021年以来，我一直跟着杨勇、石自社、韩建华等老师开展隋唐两京长安、洛阳地区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阐释工作，已参与出版考古报告2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学术研究对学者个人而言是一场马拉松，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考古事业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接力赛。再过些年，接力棒将逐渐传到我们年轻同志手上，我将始终坚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考古工作者。
作者：卢亚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6年8月4日 第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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