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志欣  石长慧

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这一重要论述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近年来，我国科教协同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也面临培养使用一体化程度不足、资源支撑与制度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亟须持续深化改革，推进科教进一步深度融合，为培养高水平青年科技人才创造更好环境。

协同育人成效显著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科教协同育人，不断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建强科教协同平台、强化科研项目牵引，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顶层设计持续完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就全方位培养和用好青年科技人才作出系统部署。《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文加强青年后备人才科技教育，强化实践探究与协同培养。一系列顶层政策接续落地，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构筑起系统化制度支撑。

平台载体不断夯实。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深度合作，依托大科学装置、国家研究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将前沿科研资源直接转化为教学资源。学生在学期间即参与重大科研任务，实现了“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有关院所、国家实验室、相关高新技术企业共建19个科技英才班和8家科教融合学院，探索形成“科教结合、理实结合、所系结合”的特色育人模式，在校科教融合研究生达7700人，科教融合博士生占全校博士生总数的37%，大批青年学子扎根科研一线加速成长。

项目牵引作用日益凸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选拔并资助具有突出创新潜力的优秀本科生和博士生自主选题、独立研究，使他们在真实的科研全流程中接受系统训练。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本科生“启研”计划也将育人关口前移至本科阶段，支持高年级本科生牵头承担基础研究项目，让科研实战成为锤炼科学思维的重要课堂。目前该计划已覆盖10余所高校，累计支持近1600多名本科生。从国家基金到地方计划，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不再只是经费资助工具，更成为青年人才深度参与科研实战的重要依托。

育用闭环未完全打通

总体来看，我国科教协同育人仍处于探索阶段，培养与使用“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科教融合育人用人闭环尚未完全打通。

培养场景与实战需求脱节，青年学生挑大梁的机会少。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长期局限于课堂教学和校内课题，与国家重大需求、产业真实难题存在明显脱节。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生、青年博士后等群体大多承担辅助性、事务性工作，挑大梁、当主角的机会偏少。不少青年科研人员虽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由于缺少真实科研场景的检验与锻造，实战历练不足，面对复杂前沿科研任务仍显力不从心。

科研导向与成长规律错位，重科研轻育人。部分科研团队和创新平台将完成科研任务作为唯一目标，未将人才培养作为工作重点。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导师重科研轻育人，将研究生视为科研劳力而非培养对象。一项针对博士生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两成博士生反映承担的课题任务过多，挤占了自由研究和学习的时间。在项目周期和考核指标的压力下，部分科研团队片面追求短期科研效率，忽视青年人才成长规律，只重任务完成、不重能力养成。

制度激励与资源保障支撑不足，科教融合育人缺乏刚性约束。评价导向存在偏差，部分地区评价体系仍然过度看重论文、项目等科研指标，对人才培养成效关注不足，尚未将人才培养纳入科研机构考核和项目验收的刚性要求。激励约束双重缺位，导师投入大量精力指导学生，短期科研产出往往受到影响，加之人才培养工作量认定机制不完善，育人成效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中权重偏低，难以充分激发育人内生动力。育人成效缺乏清晰的差异化评价标准，科教融合推进较多依靠科研人员主观自觉。与此同时，科教协同资源支撑不足，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程度有待提升，产业数据受确权、安全等因素制约难以向高校开放，科教融合常态化资源共享机制仍未建立。

构建培用一体新格局

破解科教协同育人的深层障碍，必须紧扣“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主线，健全供需衔接、实战历练、评价改革、资源统筹等制度安排，系统构建青年科技人才培用一体新格局。

一是健全供需联动机制，推动人才培养紧贴科研与产业需求。建立高校、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常态化协同会商机制，动态调整优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方案。将科研攻关任务、产业技术难题转化为教学案例和毕业论文选题，促进培养过程嵌入科研实际。推动高校聘请科研院所研究员、企业工程师深度参与培养方案制定和课程教学，打通课堂与实验室、校园与产业之间的通道。

二是创设实战历练载体，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任务中挑大梁。鼓励各类重大科技项目设置青年科学家项目，支持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在有条件的科研项目中推行“双负责人制”，青年科学家担任执行负责人，在资深科学家指导下组建研究团队、选择技术路线、推进课题研究，全流程主导从立项论证到成果产出的科研实践。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设立“青年创新基金”，面向博士后和研究生开放自主选题申请，鼓励开展“从0到1”的原创探索。

三是深化评价机制改革，构建激励约束并重的制度体系。扭转单一量化评价导向，将人才培养成效作为导师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评优评先的关键依据，让育人投入获得制度性认可。对在人才培养中贡献突出的导师，给予额外科研经费支持和表彰奖励。将人才培养质量纳入相关科研机构的核心评价指标，在实验室评估、项目验收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指标权重。优化科研经费使用方式，允许将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用于人才培养。

四是加强多方统筹协调，破除科教主体之间制度壁垒。压实各类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科教协同育人责任，推动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科研平台面向高校师生有序开放。探索建立科研数据与产业数据多方开放共享的合规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在经费投入、导师资格认定、学位联合授予等环节打通政策堵点。探索设立“科教协同育人特区”，赋予其教学改革、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更大自主权，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从“联合育人”走向“融合育人”。

（作者尹志欣、石长慧分别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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