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开盒’了，怎么办？”近日，涉及未成年人的网暴“开盒”话题引发网络热议。
因为捡到一只流浪猫，严柯（化名）被网暴了。6月2日，他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捡猫视频，却因一个几秒的镜头，陷入“摆拍博流量”的质疑。面对持续不断的辱骂和人身攻击，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顺着“网线”找到了网暴自己的人。
让他意外的是，对方不是成年人，而是一名普通的初中生。事情本该在一句道歉中结束，却因为一部手机里的数百张截图出现转折。严柯由此窥见了一个由未成年人组成的隐秘网络世界：个人信息被随意传播，“开盒”被当作游戏，骚扰被称为“正义执行”，一些暴力、恶意与群体狂欢，正在孩子们的手机里悄然生长。如何更好地守护未成年人上网的清朗环境？
现象
未成年人频发“开盒”危机
“开盒”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网络暴力行为，被认为是早期互联网“人肉搜索”的升级版。通常，“开盒”者利用违法手段，获取他人个人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等，并在网络上公开散布。与之相伴的通常是对受害者的骚扰、侮辱，甚至线下威胁等行为。
家住云南的宋秋（化名）就遭遇过“开盒”。那是2021年暑假，宋秋刚念完高一。一天中午，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通后先听到一阵辱骂。她怒问：“你是不是打错了？”对方说出了她的微博名。
宋秋意识到，对方没打错，是故意打来攻击她的。这通充斥着谩骂的电话，持续了两三分钟，宋秋不得不挂断。但攻击并未停止。宋秋记得，从那天中午，直到半夜，她接到了约50通电话，手机响不停。她只好不停挂断，并拉黑对方。
之后的一周里，电话渐少，但骚扰和辱骂仍未停止，她估计那段时间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近百通。不堪其扰的宋秋注销了电话卡。时至今日，再提起当年的经历，她仍感到后怕。
多年以后，宋秋才意识到，高中时代遭遇的是“开盒”。“都是15到17岁的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有20多岁。”宋秋在被“开盒”后，曾浏览过那些在微博上攻击她的网络账户，发现对方多是同龄人。她无法想象，那些骚扰她的电话里传来的污言秽语，出自同龄人之口。
许多被“开盒”者都有过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被“开盒”的经历。“开盒”他人，似乎并不需要多么“苦大仇深”的理由，一些“开盒”受害者甚至选择“开盒”对方，以牙还牙。
有媒体报道，2023年10月，13岁的小杰因游戏失利被队友“开盒”，手机遭轰炸、短信塞满死亡威胁。他用压岁钱买“游戏道具”向对方道歉，却换来变本加厉的骚扰。半年后，小杰加入一个网络群组，成为新一批“开盒”执行者。他在聊天记录中写道：“只有变成加害者，才不会被欺负。”
心理咨询师闫然分析：“出于报复心理，做这件事的孩子会在这种行为中获得情绪代偿，认为自己被攻击的尊严可以在‘开盒’别人的过程中找回来。”
溯源
低成本“开盒”催生网络施暴乱象
“只是在网上发生了一些争执，我就被几个初中生拉小群‘开盒’了。”18岁的陕西高中生婷婷说，前不久，因为和几个网友产生了口角，自己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信息就被对方“挂在网上”。此后，她和家人频繁接到骚扰电话，甚至遭遇“冻结银行卡”的恐吓。
“我几乎不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分享内容，他们怎么连我的生活照都能获取？”婷婷对此困惑不已。
有媒体调查发现，在某社交平台一条普法视频的评论区，有一位自称“可提供开盒服务”的“圈内人士”。对方承诺只要知道某人的任意社交平台账号，即可获得其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手机号码甚至家人联系方式等全部个人信息。最初，对方要价199元，经砍价后，他表示“最低99元可直接开”。
低成本与高回报，催生出庞大的灰色产业链。网络上不仅能找到“收费开盒”服务，还衍生出“收徒教开盒”“10元售卖开盒教程”等生意。一位售卖“开盒教程”的网民透露：“只要有固定的链接，掌握搜索方式，就能轻松查到对方的个人信息。”
“‘开盒’行为针对的对象从明星蔓延到普通人，甚至未成年人，这一现象在犯罪学上符合‘犯罪辐射’的规律，即原本特定的犯罪对象开始泛化，被害人由特定群体蔓延到全社会。”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理事叶小琴表示。互联网开盒的“犯罪辐射”使得网络暴力离普通人越来越近，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也增加了治理成本与难度。
难点
被“开盒”者的维权之路并不容易
“开盒”容易，被“开盒”者的维权之路却并不容易。
去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其中一例案情显示，未成年人周某辱骂明星被粉丝“开盒”网暴，起诉至法院后，侵权粉丝删除了侵权内容，当庭出具书面道歉信并给予赔偿。
与此同时，法院督促周某的父母加强对其网络素养方面的培育和引导，制止其网络失范行为。也有人因“开盒”违法事实情节严重，警方对其处以10日行政拘留，同时，该违法行为将被永久记录在其个人档案中。
在相关判罚案例中，未成年“开盒”者若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未满16周岁的，通常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对于施害者的惩罚通常以“停止施害、道歉赔偿”为最终结局。
据一位曾被学生“开盒”的中学教师讲述，年级主任曾把涉事者的家长请到学校严肃沟通，但他们发现，一些家长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为孩子开脱，“孩子不懂事儿”。
“也想过报警，但是后来考虑到报警的话，学生们处于这么一个年龄段，也没有造成进一步伤害，没有办法拿他们怎么办。”最终，那位最开始传播“开盒”信息的学生被停课一周，其余学生被批评教育。
许多“开盒”事件牵扯未成年人，所以“开盒”者并未受到法律惩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法律一无所知。
据闫然回忆，她所接触的大部分参与“开盒”的学生，明确知道“开盒”是违法行为。但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没有杀人放火性质恶劣，再加上自己的未成年身份，“开盒”时多了一分“有恃无恐”。
应对
多方协同织密防护网
未成年人被频频“开盒”，表面上看是网络信息泄露门槛过低，实质上反映出法律体系、家庭学校、网络平台等多方保护仍需完善。
面对朋辈间的矛盾，未成年人之所以选择“开盒”等不当处理方式，归根到底是没能找到正确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化解纠纷。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冲突解决教育的缺失——他们既缺乏非暴力沟通的技能训练，也缺少可供求助的校园调解机制与心理支持渠道。
针对未成年人参与“开盒”的问题，叶小琴强调，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如果不及时规范，其社会危害程度会逐渐加深，因此应对其偏差行为及时进行早期干预。
杭州互联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涉“开盒”民事公益诉讼案，“开盒”对象涉及未成年人，侵权行为人也均为青少年。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将相关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并追究相应责任。
未成年人第一监护人，通常由父母担任。未成年人发生罪错行为，家庭理应承担起第一位的教育、监护与矫正责任，反思自身在陪伴与管教上的缺位，筑牢预防再犯的家庭防线。在“网络观”教育这一课，家庭不能缺席，要帮助未成年人规范网络行为、拒绝网络沉迷、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若发现个人信息被恶意传播，可以先截图保存对方账号ID、聊天记录和传播链接，向平台举报或向网信办反映情况，若受到严重骚扰则需及时报警。”广东安迅律师事务所刑事二部主任杨琳说。
北京市某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师白老师所在的教学组在教学计划中设置了“网络与媒介素养”专题，涵盖网络谣言危害、技术向善价值观和隐私权保护等内容。“授课后，学生明显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更具自我保护意识，对于网络现象也有更正向的判断。”白老师说。
“平台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用户个人信息，例如严格管理内部员工，防止‘内鬼’泄露信息，定期让员工换账号密码等，防止数据泄露。”杨琳认为，此外，平台也需建立更为完善的用户举报机制，及时处理用户投诉，配合执法部门打击“人肉开盒”行为。
（综合《工人日报》《新民晚报》、澎湃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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