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1909年,简阳学者傅崇矩写下近70万字的《成都通览》。这本在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由民间编纂的地方志,以方言饮食、市井百戏等180多类的内容广度,为晚清时期的成都留下了一部城市“百科全书”。

117年后的近日,由成都大学高端外籍专家王亦歌耗时5年翻译的英文版《成都通览》,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约240万字的大型译著,将带领海外读者把关注的眼光从成都的大熊猫、火锅转向这座城市100多年前的文化根脉,通过了解老成都,最终读懂天府文化的包容与烟火气。

王亦歌和他翻译的英文版《成都通览》

在王亦歌眼里,傅崇矩写《成都通览》的价值并不止于一部成都“百科全书”,“作者始终带着明显的现实关怀和未来意识,不断思考成都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这种思考地方社会如何进入现代世界的现代性焦虑,在不断发生巨变的当下,尤显难能可贵。”

为何翻译此书?

在傅崇矩身上看到鲁迅的影子

《成都通览》,即使对很多成都人而言,也有些陌生。这部100多年前的书作虽然因内容广度空前、细节鲜活真实,被学界誉为巴蜀文化的“活化石”,但究其影响力,也只局限在中国尤其是四川的学术界而已。将一部100多年前的方志类书籍译为英文,到底有无必要?

2022年,王亦歌接到翻译《成都通览》的课题。他清醒地认识到,搞清楚翻译“有无必要”,决定着这部译著日后的质量。

作为一个从小长在杭州、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孔子学院担任外方院长多年的学者,王亦歌此前对《成都通览》并无了解。但他一直认为,“只要能理解的内容,就一定能够翻译出来”,便一头扎进书里。

书中记录的180多类信息包罗万象,那些方言俗语、江湖语言,让100多年后的成都人也无比陌生,阅读体验十分“生硬”。但当王亦歌一边查阅背景资料,一边以研究的心态将全书摸查了一遍后,他认为这本古籍“值得翻译”。

“在我眼里,100多年前的傅崇矩和鲁迅颇为相似。他们都留学过日本,都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新思潮的影响。鲁迅最终弃医从文,把笔变成投枪和匕首。相比之下,同样为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感到焦虑的傅崇矩选择做一个社会改良家和实践者,办报纸、发行彩票、设计黄包车。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焦虑的背景下,傅崇矩写下了《成都通览》。”

傅崇矩《成都通览》插图

王亦歌认为,这种焦虑贯穿了《成都通览》全书。“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成都通览》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其史料价值层面。作为一部成书于1909年前后的方志类图书,它的确对于研究晚清成都的社会结构、行业形态、市井生活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仅仅将其视为一部保存老成都资料的百科全书,其实不足以揭示这部作品的真正历史价值。”

王亦歌介绍,傅崇矩在书里不断提出要禁止和杜绝哪些顽疾,要改革和提倡哪些新思想和新制度,始终带着明显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意识。“例如,在介绍成都商业现状时,他直接批评‘成都商业不发达,商人无学……不知何以为公司’。在记录‘成都人之性情积习’时,指出‘国运之盛衰,关乎风俗之厚薄’,随后罗列成都社会种种积习,如子弟好赌博、绅士好学官派、好饮食、有饭食便口软等,并在文末明确表示‘记者希其改良之’。”

不仅观察成都社会,傅崇矩还身体力行。“例如,在看到外国传教士太太们的天生足以后,他自掏腰包印刷了10万传单,呼吁妇女不要缠小脚。他还不断追问:成都应当变成什么样?地方社会应如何适应新的时代结构?一位地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转型初期,对于城市公共生活与社会结构变化的持续思考,才是这本书最值得重新认识之处。”

有哪些新发现?

“胎神”竟然真的是一个神

翻译地方志,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王亦歌不仅需要处理晚清白话与半文言交织的复杂语言结构,还需持续校勘当时的行业制度与地方语境等,尤其是书中大量价目、分类体系与行业术语,其难度接近于一项跨越语言与文化结构的“城市文明整理工程”。不仅如此,傅崇矩对药方、方言等的抄写以及典故的引用,也存在错误和遗漏之处,都需要一一校正。

英文版《成都通览》

5年时光飞逝,当240万字的英译本新鲜出炉,王亦歌才发现自己已从满头青丝变成两鬓斑白。

语境的变迁,是王亦歌翻译工作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物是人非,许多词语也已不是同一个意思。

翻开《成都通览》,“土药总行”让王亦歌乍以为是中草药商行;“东门暖厂”,以为是建在东门的暖气厂。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才发现,它们竟然分别指的是有政府许可的鸦片总店和东门的老年贫民救济所。“‘倾销帮’,也不是现代搞批发或清仓的地方,而是银子提纯的商铺。土特产中的漏水,是黑糖蜜。”

尤其是对中草药的翻译,更让王亦歌大伤脑筋。因为中医药方书写者字迹长期龙飞凤舞或直接用别字,“如‘自薇根’,因为作者当年抄错或药行用的是白字,对应如今正确的中草药,其实是‘紫薇根’。需要花费大量功夫细细考证和甄别之处,全书数不胜数。”

但这个探索的过程,显然有不少有趣的发现。

傅崇矩《成都通览》插图

“胎神”,竟然真的是一个神。

王亦歌说,《成都通览》记录了当时老成都的大量迷信名目。在其中一个章节中,直接就是“立枕头叫魂”“甲子日占磨门”等一系列包含时间和方位的句子,让人摸不着头脑。经过反复推测,他才推断,这应该是老成都人当时每天必须关注“胎神”所在的时间和方位,以防冲撞。

“现在的‘胎神’,在成都方言中是一个骂人的词语。但在100多年前,‘胎神’却是被人日日供着、处处躲着、得罪不起的存在。当时的成都人认为,每个胎儿都有一位‘胎神’相随。‘胎神’每日依天干地支,在家中游走。一旦触犯了‘胎神’,轻则胎不安,重则化胎、堕胎,甚至生下残疾的孩子。所以,家中妇女一旦有孕,全家人立刻变得小心翼翼,天天要看黄历。”

这并非单纯的迷信。王亦歌说,在西医尚未进入四川前,晚清时期川渝地区胎儿的夭折率高达三分之一。“当时的人们无法掌控命运,便只能为命运安排一位神明,‘胎神’就这么出现了。它解释了一切无法解释的夭折与不幸。这种信仰并非川渝独有。直到今天,台湾地区仍有‘胎神’之说。”

当代人和朋友聚会吃大餐是常有的事,100多年前的成都早已有此习俗。只是当时的大餐并非豪华版的中餐,而是特指西餐

王亦歌说,《成都通览》“成都之官派”一章中曾有过“用大餐”的表述。关于“大餐”之名,《清稗类钞》有言:“国人食西式之饭,曰西餐,一曰大餐……”“傅崇矩在书中没有解释“大餐”为何物,显然当时‘大餐’为西餐之名已为人所共识。”

傅崇矩《成都通览》插图

有趣的是,100多年前的成都人已经开始养宠物狗。王亦歌在《成都通览》里发现,1904年至1910年的成都,养宠物狗已经要求必须办狗证了。到警局办狗证,一张一个银元。如若不办,宠物伤了人,则罚款一个银元,并把狗直接抓走。这和当下不少城市的宠物管理条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有啥历史密码?

折射晚清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5年的翻译,王亦歌一边用英文重现他眼里的晚清成都“清明上河图”,也一边破译着《成都通览》留下的诸多历史密码。“在现代人眼里,晚清政府腐朽落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给国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害。但在《成都通览》里,还是留下了一个封建王朝试图新政图强的挣扎过程。”

王亦歌此前常年定居美国,他曾注意到前几年美国旧金山为解决民众随意大便的问题,专门研发了一款软件,公众可以对粪便存在的地点进行拍照定位并上传,以方便环卫部门对其进行清理。“软件一经推出,受到民众的大量追捧,因为大家早就对满地的‘地雷’忍无可忍。没想到被定位的‘宝贝’太多,系统超载,最终该软件仅上线11天就宣布被取消下架了。”

王亦歌发现,《成都通览》里记录晚清时的成都,就已经要求人们牵驴马过街时必须要带竹筐,牲畜屙的粪便必须铲走,否则就要罚款。“两者一对比,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一个是100多年前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西南城市的城市治理已有改革的影子,一个则是世界发达国家如今依然面临环境治理的难题。”

傅崇矩《成都通览》插图

现在的成都人喜欢啃兔头,那么,成都人究竟是何时开始吃卤兔头的?是不是有兔子时就开始了?

王亦歌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傅崇矩在书中曾专门提到吃兔肉的行为是20世纪初从汉川来,渐渐开始在成都盛行。汉川在湖北,也就是说,这个习惯可能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时带过来的。再加上当时辣椒已经开始普及,川人慢慢摸索出麻辣兔子甚至现在的麻辣兔头的特色菜。”

在成都的街巷中,不乏槐树街、槐树店等名字,但成都锦江区的国槐街,告诉大家国槐和现在的槐树是有所不同的。“现在四五月份开花的槐树,是原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葛维汉1920年前后带到宜宾的,试种成功后,才慢慢在成都和重庆推广。因为它生命力强、花还能吃,渐渐地,老百姓口中的这种洋槐便盖过了国槐。”

在《成都通览》中,傅崇矩还记录了1908年至1909年期间,所有进出成都的外国人名字,其中包括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

王亦歌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逐渐将视线转向中国内陆,尤其对民族、地理、矿产以及动植物资源表现出浓厚兴趣。威尔逊正是在此背景下,深入四川和湖北采集大量珍稀植物,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园艺界的物种资源。

《成都通览》显示,威尔逊在当年入川时记录之名为威理森,共有3次出入记录。另一个记录为马克呢的英籍武员,是在美国哈佛受训的飞禽猎人。王亦歌查到清朝外交照会资料,此人要求到成都猎捕1000只珍稀鸟类标本运回美国,照会不仅核准,还允许他带枪以及6000发子弹进入,折射出清末丧权辱国之严重。

傅崇矩《成都通览》插图

傅崇矩《成都通览》插图

时隔100多年后,《成都通览》英译版给海外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晚清社会巨变的窗口,并从中捕获到成都何以成为今日之成都的蛛丝马迹。正如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汉学家何谷理(Robert Hegel)所言:“《成都通览》所呈现的,不仅是成都一城,更折射出清朝晚期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