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层价值与实践路径

吴书林　辛佳语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明确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并部署“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两大任务。这些部署，为我们持续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科学指引。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不仅关乎国家文化实力提升，更是一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深刻实践。这要求我们以更历史、更哲学、更全球的视野，深入发掘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及其当代价值，创新传播理念、渠道与方式，在尊重传播规律与受众差异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在对话中相互启迪，在交流中共同发展，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层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文明的传播与影响力问题从来不仅仅是文化表象的流动，而是深植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辩证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由此可见，文明的传播力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社会存在发展水平并能动作用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精神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与再分配能力。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其深层价值正在于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源于中国历史实践、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文明方案，参与并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构建。这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时代践行。

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审视，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叙事、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的必然要求。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构筑了一套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尺的文明等级论与线性历史观，将非西方文明置于从属或待启蒙的他者位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系统性地提升其国际传播效能，意味着将中华文明积淀中的独特智慧，转化为可供全球公众共享的公共知识产品。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维度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传播承载着阐释中国道路、彰显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深层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领导人民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伟大征程中形成的，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传播，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种传播为消解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与“历史终结论”的残余影响，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文明观。其有效的国际传播，有助于凝聚跨越文化与制度的价值共识。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关乎全球文化生产格局的重塑。在当代，文化传播已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文化产品的流通与消费既是意义传递的过程，也涉及符号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创造。当前国际文化传播格局仍不平衡，西方主流媒体与文化工业占据显著优势。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承载中国价值观与审美观的影视、文学、数字内容等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这既是经济意义上的产业升级，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主体性建构。通过生产并传播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我们能够逐步改变长期以来“被表述”“被定义”的被动状态，掌握自身文明叙事的主导权。这个过程是夯实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也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注入强劲的东方活力。

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实践路径

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是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任务。需要紧扣时代特征，从深化文明阐释、创新叙事体系、实施精准传播、完善制度保障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深化文明内核的当代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入文明发展的历史具体性，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续未断的演进中，提炼其深层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所塑造的精神内核，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民爱物”的伦理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革故鼎新”的发展观等。对此，需要整合学术界、文化界力量，开展跨学科研究，产出系列高质量、可跨文化理解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及大众化读本，将中国特色的实践提升至文明范式的高度进行论述，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能够理解与对话的概念和逻辑，阐明中国道路的文明根基与其对人类共同价值的独特贡献，从而奠定传播内容的思想厚度与吸引力。

构建全球导向的传播叙事。文明的国际传播是在既定全球舆论场和认知结构中创造新理解的过程。一方面，应大力倡导并训练全球叙事能力，将宏大的文明理念转化为具体、生动、可感的故事和案例。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各国本土关切相结合，使其成为可讨论、可参与的国际公共议题。这要求包括媒体、机构、个人等传播主体完成从宣讲员到对话者的角色转变。

实施精准化分众化传播。国际传播要“抓住根本”，就必须抓住不同受众的根本关切。这意味着要进行扎实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细分如精英阶层、青年群体、普通民众等受众群体，了解其文化背景、价值偏好、媒体使用习惯及对华认知现状。例如，针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受众，可侧重从哲学思想、可持续发展、科技伦理等维度进行文明对话；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可更多分享减贫、发展、治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理念。

强化制度保障与国际合作。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提升，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要强化系统谋划与资源统筹，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法治保障”协同推进机制。政府层面要强化战略布局与政策支撑，为文化企业出海、非政府组织交流、个体创作者迈向国际提供制度便利以及权益保障；市场层面需充分释放产业动能，促使创作出兼具中华文化内核与国际市场吸引力的影视、游戏、文学等产品，依靠商业机制实现文化价值的可持续输出；社会层面需营造开放的氛围，鼓励智库、高校、艺术机构以及广大公民积极充当文明传播者，形成多元主体踊跃参与且活力迸发的传播生态；法治层面需加快完善与国际传播相适配的国内法治体系，并推动与国际规则对接，为各类传播实践提供清晰、稳定且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效能，还需要积极主动把中华文明传播融入全球治理进程，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推动设置相关议题以及合作项目，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数字伦理等全球性挑战中，贡献中华文明的智慧。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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