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万条信息勾勒川渝协作“全景图”！川观智库发布双城经济圈协作度量化研究报告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年来，川渝两地闻令而动，高位推进，系统谋划，携手合作，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统揽，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

为更客观反映一年间川渝协作情况，川观智库联合四川大学人力资本开发研究所，通过网络数据爬取技术从川渝两地61个市级以上政府官网中获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新闻与文件信息逾7.9万条。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清洗和文本分析等，共同撰写出《2020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协作度量化研究报告》，以此勾勒开局之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协作“全景图”，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区域协作活动数量，是观察一年中川渝协作意愿最直接的指标。

从上述逾7.9万条信息中，研究团队共挖掘出各类协同活动1107个，包括强连带的政府间签署协议596个，以及相对弱连带的其他协作活动（如领导互访、举办座谈会等）511个。受数据来源影响，上述活动涉及主体包括四川省级部门和所有市州，以及重庆市级部门和所有区县，但非政府间活动涉及相对较少。

这些数据意味着过去一年，平均每天川渝两地间都有超过1个新的协议诞生。一年下来，平均每个行动主体签署的府际协议达到了9.77个——整体而言，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两地表现出了极高的参与热情和协作意愿。

具体来看，哪些地方积极性更高？

研究团队引入了“点度中心性”这个概念。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关主体参与协作的积极程度和在协作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一个主体的点度中心性越高，说明该节点在网络中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即相关协作活动）越多，该节点也更加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根据计算，点度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重庆（497）、成都（356）、四川（324）、资阳（268）、泸州（252）、内江（247）、眉山（232）、广安（216）、德阳（207）、荣昌（178）和大足（159）。

重庆、成都和四川分列点度中心性前三名。研究团队认为，这说明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重庆市委市政府、四川省委省政府及成都市委市政府，充分发挥了以双城为主体、上级政府协同的推进格局。与此同时研究团队也注意到，点度中心性反映出部分行动主体在协作网络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很少与重要节点产生联系。研究团队认为川渝两地亟需推动战略“下沉”，进一步激发市县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热情、加大相关工作推进力度。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重庆相接的四川达州、内江、泸州、广安等市和与成都相近的重庆潼南、大足、荣昌等区县，在“网络有效规模”和“个体网络效率”两个指标上排名均位居前列。这意味着地理空间下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协同引力，川渝两地相向发展格局雏形渐成。

关于川渝协作行动，研究团队还注意到以下事实：从“协同规模”指标来看，双边合作仍然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行动主体最青睐的合作方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有多方参与的协作次级系统尚未完全形成；从“协同路径”指标来看，自发协同是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作行动的主要动力来源，上级政府的协调和引导在部分协作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1107个各类协同活动，为了解一年间川渝协作成果提供了观察途径。

如前所述，这些活动中有超过一半（596个，占总数53.8%）为政府间签署协议的强连带活动，说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呈现出“强连带为主、弱连带为辅的均衡协同机制设计”。它包含了至少两层信息：一是协议签署能与交流互访等弱连带活动数量相若，表明双方都具备达成实质性合作的强烈意愿，且在推进实质性合作方面保持了高效率；二是府际协议签署频繁，为后续合作打下制度性基础的同时，也对“抓落实”提出了很高要求。

进一步审视府际协议，研究团队发现其中不到10%是项目建设协议，非项目建设的合作协议有494个，占绝大多数，这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刚刚开局起步阶段相符。

这些合作协议究竟涉及哪些方面？根据研究团队统计，其中占比较多的包括：产业合作类（104个，占比21.1%）、社会保障类（82个，占比16.6%）、文化旅游类（51个，占比10.3%）、生态保护类（44个，占比8.9%）、交通物流类（41个，占比8.3%）和科技创新类（24个，占比4.9%）等。

研究团队认为，上述结果一方面说明行动主体紧紧围绕中央“两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两地（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战略定位，推进相关协作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从紧迫性高、操作性强的领域入手”是指导行动主体当前开展协作的重要原则。社会保障、文化旅游、交通物流等领域由此成为各方在开局之年优先选择的突破口。

前文建议，川渝两地有必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家级战略“下沉”。具体该如何做？西南交大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教授韩文丽建议2021年还得从省级层面着手，着力破除“三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障碍。

“一个简单例子，川渝两地政府间大量信息仍然是不互通的。”韩文丽认为，因为行政体制导致类似壁垒的存在，使市县政企在项目合作、产业链布局等操作层面会遇到一些现实阻碍。而要从根本上破除这些障碍，有赖于省级层面自上而下的协调，加快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韩文丽建议，在川渝两地交界地区做些探索，协同共建一些合作园区，同时可探索共同推进相关重大规划、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事项落地。

四川日报全媒评论理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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