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一鸣
作为全球研究收入分配的知名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的研究核心始终围绕收入不平等、全球化与经济制度变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人口和就业研究室主任张冰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米兰诺维奇几乎在所有关于全球收入分配的主要著作中都把中国置于解释全球收入分布变动的核心位置。他的观点对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强化资本收入调节机制；二是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积极推动全球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角色？
张冰子：米兰诺维奇几乎在所有关于全球收入分配的主要著作中都把中国置于解释全球收入分布变动的核心位置。他指出，中国是全球化时代驱动世界基尼系数下降的首要引擎。但近几年，因中国国民收入提高而成为全球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贡献者。1990年起，中国以“人口权重大、起点低、增速快”的组合大幅压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现象被米兰诺维奇直接标注为“中国效应”（China effect）。2010年—2020年间，随着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其经济增长对减少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边际贡献大概在2017年—2018年转为中性。2022年，中国已经足够富裕以至于其增长不再自动拉低国别间的不平等，反而因与增长缓慢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拉开更大差距，使得全球国别差距被拉大。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
张冰子：米兰诺维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在显著提升整体国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带来收入分配结构的深刻变化。1980年至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呈现出与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相一致的特征。这一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源于市场机制引入初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直到2010年前后，中国基尼系数才开始小幅度稳步下降，之后基本保持在同一稳定水平线上。
他认为，中国收入分配改善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差距缩小。他通过分解不平等指标，提出三个正在改善的趋势：一是中国近年来加大对西部、较贫困省份的建设。二是中国正在通过劳动力从城镇到乡村的流动以及放宽或改善户口制度来解决城乡差距。三是中国压缩了非法收入的扩张空间。
他认为，中国收入分配还在面对系统性挑战，这也是全球面临的问题：一是尽管资本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低于劳动收入，但对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却越来越大。随着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挤压劳动份额、扩大资本收益，这一趋势可能继续强化。二是同时拥有高劳动收入和高资本收入的“双高”群体（Homoploutia）现象日益突出。这一概念首先提出于美国，他们不同于老式资本家，后者主要收入来自资本，新的“同富”阶层同时拥有充足的人力和金融资本，这种结构会形成更稳固的新型精英。
中国经济时报：米兰诺维奇的观点对中国收入分配研究和具体实践有哪些启示？
张冰子：米兰诺维奇的观点对中国收入分配研究和实践有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一是强化资本收入调节机制。米兰诺维奇认为，不仅要看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否上升，还要看资本收入归谁所有、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是否集中在同一批人手中，以及国家能否通过税收和所有权安排改变资本收益分配。不能只靠转移支付，而要同时推进资本所有权扩散、高端资本收入税收调节、员工持股和养老金型资本参与、公共创新收益分享，以及对非生产性投机收益的审慎治理。因此，一方面，资本、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励创新创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安排，居民财产性收入也是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同时，要规范资本性所得、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推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二是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米兰诺维奇提出了“国民身份溢价”理论。他认为，当前一个人的收入机会高度取决于其出生国和国籍；富国国籍给予人们额外收入和福利机会，而穷国国籍则形成结构性劣势。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城乡、地区发展仍存在差异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机会公平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有重要意义。
三是积极推动全球发展。正如米兰诺维奇的研究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减少全球不平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选择。未来，中国还将继续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和全球南方合作，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公共卫生和能力建设等领域，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通过扩大开放、零关税待遇、扩大进口、投资合作和技术分享，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市场、中国机遇和中国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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