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坤 卢鹏程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统领“三农”工作的战略总纲。“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我们所建设的农业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强国，所培育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新质生产力，而不是片面追求资本增殖的技术变革。这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战略目标上使农业新质生产力服务于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的全局。
辨明农业强国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起到强基作用，在于它内生于中国国情农情、服务于农民主体地位、依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性优势，承载着“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定向。“特色”在何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标识上。一是价值取向上，坚持农民主体，坚决守住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衡量农业强不强，不只看劳动生产率或出口规模，更要看农民是否增收、乡村是否繁荣。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政策扶持的溢出红利，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优先由广大农民共享。二是组织方式上，依托新型举国体制而非单纯市场驱动。西方农业科技革新依赖寡头企业的高投入与专利垄断，具有天然的排他性。中国面对“大国小农”的分散格局与粮食安全的刚性约束，必须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在种质资源保护、生物育种攻关、耕地质量提升等长周期、强外部性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确保农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三是发展路径上，坚持生态优先与高质量发展相统一。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必须将绿色、低碳、循环等理念贯穿农业强国建设全过程，在守住生态红线的前提下实现单产跃升与质量效益倍增，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现代化新路。
上述特质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为支撑、以绿色可持续为底色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之所以“新”，不仅在技术本身，更在于技术要素的融合方式与服务对象。先进生产力要素不是少数经营主体的特权，而是通过制度保障嵌入小农户的生产实践；技术创新不以资本回报率为唯一尺度，而以保障粮食安全与增进农民福祉为根本旨归；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以透支生态为代价，而以绿色可持续为导向。
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支撑农业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既要遵循生产力演进的一般规律，更须立足中国国情农情，将中国特色贯穿于制度建构、人才培育、机制完善与价值导向的全过程。
建构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生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离不开适配的制度土壤。必须依托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发挥“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弹性。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功能，推动党建与产业深度融合，将数字农业、绿色生产纳入村级发展规划。要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服务规模化弥补土地规模化的不足，让小农户通过社会化分工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同时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同步探索农业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与共享机制，使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实现优化组合。
培育知农爱农的科研团队，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根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才。筑牢人才根基，首在优化涉农学科布局，推动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生物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农业等前沿领域动态调整专业结构；重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科研人员扎根一线，真正让科技用在农田里；贵在健全人才激励保障体系，打通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职称晋升通道，构建高层次人才引领、基层推广骨干支撑、乡村本土人才兜底的农业科技人才梯队。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成果转化机制，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优势。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首要在于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统筹，建立跨部门协同攻关机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发、产业推广的完整链条；核心在于改革科研评价与激励机制，建立以边际贡献和应用推广为导向的验收标准，对公益性研究给予兜底支持；落脚点在于建设区域性成果转化平台，依托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区，构建三级转化网络。
坚持以农民为首要受益主体，彰显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导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农民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首要受益权，完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探索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路径；构建包容性技术推广体系，针对小农户开发轻简化、低成本、易维护的适用技术，防止数字鸿沟加剧发展差距；将绿色发展与农民增收统一起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共赢。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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