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泉

人文精神与文学的关系，本质上是灵魂与表达的关系。人文精神即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生存困境及理想境界的思考与追求，为文学提供精神内核；而文学则通过具体的形象和语言，使这种精神得以鲜活呈现与恒久传承。

巴蜀人文精神并非单一静止的概念，而是在独特地理环境中，由无数杰出人物与重大事件共同塑造、层层累积而成的动态文化基因。这些精神特质，深刻影响了四川历代文学创作的面貌。

文脉赓续的担当精神

巴蜀儿女素有坚守文脉的传统。

西汉文翁在成都创办石室兴学，使“巴蜀好文雅”，为这片土地播下了重教的种子。汉赋四大家之一的班固说巴蜀文人“文章冠天下”，指的是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绵延不绝。后蜀宰相毋昭裔首倡镌刻儒家九经于石壁，历经五代至北宋漫长续刻增补，最终完备群经，时人誉之“冠天下而垂无穷”①。

正是这种对文教的集体尊崇，为巴蜀文化奠定了深厚根基。这份担当精神，在文学上集中体现为对中华文脉的自觉赓续。

陈子昂在初唐力倡汉魏风骨，横扫六朝绮靡文风，“卓立千古，横制颓波”②，开启盛唐诗歌的宏大气象。而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更是将巴蜀文风推向全国，他们倡导古文运动，开创蜀学，使巴蜀成为全国瞩目的文化高地。晚清李调元，不仅著述宏富，更建有巨型图书馆万卷楼，为巴蜀文脉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

巴蜀文化自古便不以偏狭自限，展现出极强的吸收与融合能力。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巴蜀自古“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早在两三千年前，蜀布、邛竹杖便已远销中亚、南亚。三星堆、金沙遗址既出土了独具匠心的青铜神树，也发现了源自中原文化传统的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等礼器，生动诠释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奠定了现代四川人的构成，也使川人、川话、川菜、川剧在融合中新生。

这种“五腔共和”的包容气度，在巴蜀地区的宗教信仰与艺术风格上也呈“和合共生”之态。

例如，巴中的南龛石窟被誉为“盛唐彩雕，全国第一”，其造像融合了来自丝路的波斯与古印度艺术、中原的盛唐气象以及巴地的民间智慧。

巴蜀地处“边缘”，却因此成为“异端思想”的避风港。秦始皇将吕不韦门客等“不遵先王之法”者流放巴蜀，“杂家”学说与土著文化“同声相应”。这种兼收并蓄的基因，让巴蜀文学从一开始就富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与活力。

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四川人历来具有不循陈规、勇于排难求变的文化基因。

西汉司马相如提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③的“非常精神”，倡导首创拓新。这种精神体现在方方面面，如西汉阆中人落下闳创制《太初历》，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正月为岁首”，从此中国人过春节有了固定的时间遵循，他也被誉为“春节老人”。

这种精神在文学上表现为对既有范式的超越。

陈子昂高举改革大旗，对盛唐诗歌具有开创之功。李白那“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④的狂放，正是挣脱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文化基因使然。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巴蜀人文精神中“敢为人先”的特质再度爆发。

郭沫若以《女神》开一代诗风，其狂飙突进的气质与李白一脉相承，以“我把月来吞了”的磅礴气势，展现了彻底的反抗与自我更新。巴金在《家》中喷薄而出的控诉与激情，大胆反叛旧制度。李劼人的“大河小说”则以务实沉潜的态度，为时代留下了史诗般的记录。

四川这些文人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踞文坛霸主地位，所谓“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⑤，足见巴蜀人文精神的强大生命力。

在当代，从李子柒用镜头向世界输出中式美学，到刀郎沉寂20年后以《山歌寥哉》融合民间小调与时代思考，甚至近年的动画电影《哪吒》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也是这种巴蜀文化人格的当代回响，体现了巴蜀文化在守正创新中勇立潮头的生命力。

家国情怀的忠义精神

巴蜀儿女有着强烈的中华文化价值认同，在国家大义与个人气节面前，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展现出铁血丹心的刚毅一面。

3000年前，巴人便以“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⑥闻名于世。战国时期，巴国将军巴蔓子“以头换城”，留下了“信义重于江山”的千古绝唱，其精神成为巴人重然诺的象征。诸葛亮治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家国担当的千古楷模。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其伟大之处在于无论身处何境，都葆有深厚的“人民性”，他在杭州疏浚西湖，在惠州引水建屋，这种积极入世、关怀民瘼的精神，流淌于他的诗文之中。两宋之际，虞允文以一书生率军大破金兵，牢记“丙午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⑦的壮志。

最动人的是抗战时期，川军将士告别故土奔赴国难，一位父亲送子出征时赠予“死”字旗，上书“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⑧。这种“移孝作忠”的精神，是家国情怀最质朴、最深刻的表达，也直接影响着对四川文学内在气质的形塑。

幽默风趣的乐天精神

巴蜀人幽默风趣的乐天精神，是一种根植于地域基因并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不断淬炼而成的生存哲学。它既有地理赐予的从容，也有历史锻造的坚韧。这股从大地深处涌出的笑意，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成为巴蜀文化最鲜明最动人的精神标识。

成都博物馆藏的东汉俳优俑，缩颈歪头、咧嘴嬉笑，用夸张而松弛的神态，将千年前的欢乐凝固在陶土中。这种毫无保留的欢喜，是四川东汉陶俑最具个性的魅力所在。

然而，历史上的人口迁入、战乱与社会矛盾，也塑造了川人应对苦难的方式，不是沉沦，而是以幽默来消解。这一点在川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带泪的喜剧”的色彩，即便遭遇磨难，依然能豁达处世，幽默轻松，正如那2000年前开怀大笑的说唱俑。

在民间文学中，这种幽默表现为一种机智的反抗精神。

被誉为“宣汉阿凡提”的“王幺贡爷系列故事”，主角王思绪是一位机智诙谐、不畏权势的文人。他一生留下大量巧思故事，如《撰联免税》《巴豆鸡汤》等，专为老百姓说话，用智慧戏弄权贵，其故事在民间传颂百年。

这种精神在文学中创造出无数鲜活、独特的生命形象。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的邢幺吵吵，其“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的宣言，正是民间文化狂欢气质的写照。

正是“担当、包容、开拓、忠义与乐天”这5种人文精神的交织，构成了四川文学的内在灵魂。四川作家对历史、对现实、对民生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往往具有刚柔并济的性格，既有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又有务实沉潜的治学态度；既有超拔浪漫的想象，又有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巴蜀大地形成的道法自然、崇文重教、文宗在蜀传统，为文学人才的涌现提供了深厚土壤，形成绵延不绝的四川作家群、诗人群。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注释

①（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三〇《经史阁记》，中华书局，2011年，第578页。

②（唐）卢藏用：《故陈子昂集序》，（唐）陈子昂著，彭庆生校注：《陈子昂集校注》卷首，黄山书社，2015 年，第2页。

③（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3050页。

④（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四《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清）王琦注，中华书局，1977年，第677页。

⑤（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李翰林集序》，（清）王琦注，中华书局，1977年，第1448页。

⑥彭华译注：《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中华书局，2023年，第8页。

⑦（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00页。

⑧北川羌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7）》，方志出版社，2017 年，第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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