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两点论 宋凯

一句“我们定不了，得请示一下”，正在悄悄拖慢基层运转的节奏。近日，《人民日报》刊文点名“过度请示”现象，直指一些干部在职责范围内“该拍板不拍板、该担当不担当”的现实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作风瑕疵，而是典型的治理效率损耗点。

从组织行为学来看，过度请示本质是一种“责任上移机制”的异化——原本应在本级闭环解决的问题，被不断向上转移，导致决策链条拉长、响应时滞增加，最终形成“决策拥堵”。表面看是“讲规矩”，实质却是把风险外包，把责任稀释。这种机制一旦固化，就会让组织运行从“高效执行”滑向“程序依赖”。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背后往往叠加三种心理：一是“避险思维”，宁可不作为，也不愿担责；二是“表演型忙碌”，通过频繁请示制造存在感；三是“能力焦虑”，不会干事，只能靠流程兜底。这三者叠加，最终消耗的是公共资源，稀释的是群众获得感。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请示本身，而在于边界失守。请示是制度工具，不是责任避风港。真正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强调的是“权责对等+授权清晰+容错机制”。该请示的必须规范请示，该拍板的必须果断拍板，该担责的必须扛得起来。否则，制度再严，也会被执行层面的“软处理”所消解。

治理的温度，往往体现在效率上。群众不关心你请示了几层，只关心问题多久解决。把“请示文化”校正为“担当文化”，关键在于两个层面：一是机制上进一步细化权责清单，让干部“知道能干什么”；二是导向上强化正向激励和容错纠错，让干部“敢干该干的事”。

说到底，真正负责任的政绩观，不是“事事请示”，而是“事事有着落”。该定就定，该干就干，让权力在边界内高效运转，这才是对群众、对事业最实在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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